什麼樣的詩才算好詩
什麼樣的詩才算好詩？《中華詩詞》雜誌常務副主編趙京戰認為好詩的標準大概有下面幾點：
第一是格律嚴整。
有一批“改革派”，說舊體詩是帶著鐐銬跳舞，他們認為舊詩的格律束縛了人們的手腳。須知任何規矩都是要人們遵守的，或者說對人都有約束的。憲法遵不遵守？能不能說帶著鐐銬做人呢？任何藝術都有難度，難度越高價值越大。比如芭蕾舞，能不能不踮腳？如真是那樣，芭蕾舞也就毀滅了。難度是藝術的特點，不是藝術的弊端。有人說李白、杜甫怎麼沒遵守格律？李白的《夜靜思》：“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也不合平仄呀！我們說這裡有個歷史原因，唐朝是近體詩形成時期，這個過程是漫長的，漸進的。崔顥的《登黃鶴樓》就很能說明這一點：頷聯“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前半句相對，後半句不對，而且還是三平尾；而頸聯“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卻十分工整。有人舉出一些名人名家出律出格的句子為自己辯解，我們說不在同一水平線上是不能作比。毛澤東詩句“暮色蒼茫看勁松，()()()()仍從容”確實是個三平尾，我們能不能說毛澤東不懂格律呢？沒按格律寫作呢？事實上，為這個字他老人家推敲了多遍，換“總”、換“永”都不足以表達“仍”字的時態性，不能以文害義。對格律運用得心應手了，靈活自如了，個別時候由於表達上的特殊需要，出律出格我覺得應當可以。但初學者不能這樣，為什麼名家名人大量的、主要的、遵循格律的詩篇我們視而不見呢？我們應當老老實實按正格去寫，不要左顧右盼，這是一本萬利的事。有的人七律寫不下去了標“古風”，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來，這叫“鴕鳥政策”，不是嚴謹的態度。古風重要的特點是風韻、風味、風神，把握不了這些只能算蹩腳詩，歪詩。所以我們提倡從律絕著手，嚴格過關，一天一個面貌，這樣可以日有所增，月有所進。
第二是形象鮮明。
這裡有一個思維方式的轉換問題。寫舊體詩老同志比較多，原來在工作崗位上作報告、寫總結，大多用邏輯思維：運用概念、判斷、推理的思維方式，謀篇佈局，遣詞造句。詩的特點是形象思維，不能直白、貼標籤，切忌直言其事，緊跟形勢，豪言壯語。一個人是否具有形象思維能力，其人格魅力、凝聚力是大不相同的，詩人如此，政治領袖、企業家也是如此。詩靠形象說話。形象到處有，關鍵在捕捉。形象是客觀的，但有主觀感受，同一形象可以表達不同的感情。如同樣是項羽蒙難的烏江亭，杜牧的感慨是：“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王安石則針鋒相對：“江東子弟今雖在，肯與君王捲土來。”《紅樓夢》中吟詠柳絮不同人物有不同表達，不同感受，與人物性格緊密相連、息息相關。我們比較史湘雲、林黛玉、薛寶釵、賈寶玉的幾首詞就可以看出來。史湘雲：“豈是繡絨殘吐，捲起半簾香霧，纖手自拈來，空使鵑啼燕妒。”可謂爽朗真率、英氣奪人。林黛玉：“粉墮百花洲，香殘燕子樓。一團團逐對成球。飄泊亦如人命薄，空繾綣，說風流。”表現的是寄人籬下、悽悽楚楚的心情。薛寶釵：“萬縷千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韶華休笑本無根，好風頻借力，送我上青雲。”這是一種善於奉迎、雄心勃勃的心態。賈寶玉：“落去君休惜，飛來我自知。鶯愁蝶倦晚芳時，縱是明春再見，隔年期。”從中可以看出他的聰明靈秀、愚頑叛逆性格。
第三是語言曉暢。
“我手寫我口”，但詩不是口語，是藝術語言，是加工、改造後的語言。改造口語是藝術技巧，照搬沒有藝術含量。所謂口語入詩，不是照搬。口語有地域性、時效性，不能讓人費解，不能把讀者帶入迷宮。毛主席《鳥兒問答》中有“不許放屁”幾個字，有辱斯文，不是好詩。即使以特殊身份說出，也不雅觀，不能受其誤導。風雅藝術來源於生活，但高於生活。聶紺弩口語用得就特別好，如“開會百回批掉了，發言一句可聽嗎？”雖然全是口語，對仗卻十分工整，諷刺意味也濃。又如寫於1961年的《女乘務員》：“長身制服袖尤長，叫賣新刊北大荒。主席詩詞歌婉轉，人民日報誦鏗鏘。口中白字捎三二，頭上黃毛辮一雙。兩頰通紅愁凍破，廂中乘客浴春光。”全是口語，但惟妙惟肖，側面展示那個年代女乘務員的服飾打扮、文化素質、精神面貌以至社會風氣，可以說具有史料價值。當然受字數限制，口語入詩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謂“詩詞無語法”，不是不講語法，而是詩詞有特殊的語法形式，如省略、倒置等。我收到一位讀者的來稿，其中有“祖母生宣統，今年九五尊”兩句，他自己解釋是：“祖母生於宣統年間，今年九十五歲了”。而字面表達的是什麼意思呢？豈不令人啼笑皆非！詩詞寫好後，要嚴格把握詞義，嚴格審查句子成分，把自己當讀者看待，會不會產生歧義、產生誤解，這是對自己負責。
語言的標準應該是無障無礙，通暢自然，言內無言，言外有音。靠註釋才能讀懂的詩不是好詩。註釋只是對罕見的地名、歷史事件作簡短說明。言內無言容易，言外有音不必強調，這是個人語言長期修養的問題。
這裡談談所謂朦朧詞的問題。字句沒有朦朧詞，字面背後的含義想象是無窮的。比如雙關語，“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不是誤解，不是歧義。雙關語要表達的是“關”的意思，屬於言外有音，是作者有意鋪設的，不是讀者無意的誤解。聶紺弩是用運用雙關的高手，如《挽畢高士》一詩中：“雪滿完山高士畢，鶴歸華表古城秋”，這裡“高士畢”三字表面看是“畢高士”三字的倒裝，而實際上是說：在極左的政治環境下，一代傑出人才漸離我們而去，但當時不敢明說的，只能用婉轉的、曲折的方式表達出來。
格律、形律都落實在語言上，語言功夫是詩人的終身追求，終生達不到頂峰的。
第四是境界高尚。
境界是人品的表現，格律可以學來，語言、形象一半可以學來，境界是學不來的，是人的整體素質的結晶。人的行為、作派、舉止揉在一塊，才能出詩。
1967年6月，設在北京的亞非作家會議常設局，為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週年，舉行討論會，在6月5日舉行的大會閉幕式上，郭沫若作了《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的發言，發言後吟詩一首：《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臺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1976年10月21日，郭沫若寫了一首詞：《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鐵帚掃而光。篡黨奪權者，一枕夢黃梁。 野心大，陰謀毒，詭計狂。真是罪該萬死，迫害紅太陽。接班人是俊傑，遺志繼承果斷，功績何輝煌。擁護華主席，擁護共產黨。”前後兩首對照，不能不使郭沫若這個文壇泰斗在人們心中的人品形象大打折扣。
杜甫的《絕句》（“兩個黃鸝鳴翠柳, 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 門泊東吳萬里船”）四句話猶如四幅屏風，是美的精品，給人以美的享受，但境界是不是到了極致還不敢說。我們再看看他的《登高》（“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卻是感嘆身世，寄託深情，意境雄渾開闊。兩首詩境界高下、廣窄、深淺之分顯而易見。詩貴真，但只有真還不行，感情中還有高下之分，關乎社會、民眾，不能停留在個人真感情上。要把真實感情提到大我的境界，提到人品的高度。詩要有自己的個性，融入個人感情；但更要跳出個人小圈子，站在民族、歷史、社會的高度，把小我擴大到大我，這樣寫出來的東西才有份量。
如何提高人品？
首先，正直的品性需要堅持真理，寧折不屈，不惜個人作出犧牲。我們來看看韓愈的《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豈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像韓愈這樣的人，在歷史上多不勝數，每個人都能講出很多故事來。這種正直的品性，正是我們中華民族傳統道德賴以弘揚發展的精神支柱。
第二，熱愛人民、與人為善。對勞動大眾的同情，始終是中華詩詞的一個主線。這方面的古典詩詞就太多了。我們來看杜甫的一首詩《又呈吳郎》：“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這詩是在勸說吳郞不必訓謫偷食他家的棗子的老嫗。考查此案，雖然吳郎合法，婦人有錯，但杜甫一副熱心腸，善待貧苦，善待老幼，高尚情懷令人肅然起敬。
第三，注意寬容忍讓，就能傳承文化傳統，不是與人爭利。
我們來看清朝一位官員的一首詩：“一紙書來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這詩可謂家喻戶曉，我就不多作解釋了。這裡詩人的君子之風、長者之風躍然紙上，這正是我們每一位詩人應該擁有的。如果整天與人斤斤計較，心胸狹窄，蠅營區區小利，還能寫出什麼好詩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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