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神」的瑕疵不必放大 有很多東西都比藝術重要,比如良知和悲憫

《我不是藥神》(以下簡稱《藥神》)自點映起便口碑炸裂,票房氣勢如虹。

“药神”的瑕疵不必放大 有很多东西都比艺术重要,比如良知和悲悯

該片的勝利首先是因為它的選材。跟類型相似、以拐賣兒童為題材的《親愛的》相比,“看不起病、買不起藥”影響範圍要大得多,涵蓋中產及以下的所有階層,用《藥神》中的臺詞來說,就是“你能保證永遠不得病嗎?”類型片的特點就是要找普通人的視角,即便那些飛來飛去的超級英雄片,也會提供讓人代入的便捷,而寫實題材的優勢就是直接給觀眾一面鏡子。

但是,靠近現實也有它的風險。離地太近,容易墜毀。撇開政策層面,美學上也是如此。

《藥神》有原型,但它不是傳記片。在西方,即便是傳記片,多半也只是借用真實人物的事蹟框架,搭建一個編導心目中的虛擬形象,如《社交網絡》。用“受真實事件啟發”(inspired by)這種方式,或許是電影人發現的最理想的折中,既跟真人真事發生關聯,但又保持一定距離,給藝術創作留下足夠空間。正因如此,拿影片跟原型做比照是毫無意義的,如果忠實原型及其事蹟乃終極目標,那麼,這部影片必然是一部紀錄片。讓故事片擔起紀錄片的職責,那純屬越俎代庖。

“药神”的瑕疵不必放大 有很多东西都比艺术重要,比如良知和悲悯

就《藥神》而言,最大的改動是主角不再是患者,這讓他一下從《達拉斯買傢俱樂部》的模式裡跳了出來。至於生活跟藝術哪個更戲劇化,哪個更值得為公眾所認知,那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了。有些事件本身具備重大歷史意義,任何藝術再現都只是一種誠惶誠恐的臨摹;而有的人與事僅僅是歷史的初稿或註腳,而藝術呈現反而有可能超越時空,步入經典之列。

人們讚美《藥神》的現實主義精神,也有人覺得它不夠尖銳,處處妥協。原因無他,該片原本就不是批判現實主義,對於某些觀眾這是一大缺陷,但在我看來,這可以是長處。批判能令人過癮,但很多社會現象的形成是非常複雜的,把責任歸咎於某個人或某個團隊,實際是一種思維的懶惰,是將複雜的問題做了二元化簡化。《藥神》仍有這種痕跡,主要體現於醫藥公司代表這個人物,他是全片中最臉譜化的人物,額頭上似乎貼著“貪婪資本家”的標籤。如果給這個角色一個機會,讓他能簡短闡述一下為什麼正版藥那麼貴,為什麼保護正版藥從長遠講是有利於所有患者的,那麼,情緒的宣洩可以轉化為理性的思考。誠然,電影這種媒介不適合理性的思考,缺乏宣洩出口(即堵心)的電影尤其會遭人恨。

“药神”的瑕疵不必放大 有很多东西都比艺术重要,比如良知和悲悯

好在《藥神》的重點並不在這個責任源,而放在男主角的內心大轉變,行話叫做arc,翻譯成“弧光”或“弧線”,竊以為僅用“弧”更準確。《藥神》中程勇的“弧”跨度之大,接近《辛德勒的名單》的主角,起點是從受害者身上賺取利潤,終點是犧牲自己的財產和自由,全力拯救受害者。應該說,《藥神》在這一點上是成功的,通常“弧”度太大,轉折就會牽強。徐崢塑造的這個人物,有充分的細節,有細膩的處理,撐起了這個大跨度的支柱角色。

影片中大多數配角,都是為了程勇的轉折而存在的。這些角色極為生動,尤其是王傳君扮演的呂受益和章宇扮演的黃毛,他們的生與死是程勇昇華的直接動力。同理,那位非常感人的老奶奶,是為週一圍扮演的曹斌而存在的,她那一番話,是曹斌心路歷程的轉折點,也是影片走向催淚的起點。國產片中,這麼多角色都有轉變有成長,且真實自然,實屬難得。不過我得吹毛求疵一下,譚卓扮演的劉思慧有點虎頭蛇尾,非常棒的人設,演技在線的好演員,但影片進到一半時,編劇似乎把她忘了。

“药神”的瑕疵不必放大 有很多东西都比艺术重要,比如良知和悲悯

《藥神》的最大雷區在我看來是情節劇的套路。這個題材要感人、要催淚,一點不難,難的是如何避免通俗情節劇的煽情。用清華大學尹鴻教授的話來說,該片具有“分寸感和從容感”,大量動人場景用了蜻蜓點水的手法,點到為止,沒有濃墨鋪展。老奶奶對曹斌說了那段話之後,曹斌沒有回覆;程勇在黃毛死後,把曹斌推到牆邊,說“他才20歲”那兩句後,曹斌也沒有辯解;更難得的是,在法庭上,程勇以及旁聽的患者都沒有慷慨陳詞。說實在,這些地方來一大段戲,多數觀眾會大呼過癮,但編導選擇了剋制。這些留白出於對觀眾成熟度的信任,相信觀眾能把銀幕上沒有說完的話給補上。

當然,煽情與否跟文化語境有關。從一些人的角度看,該片已經非常剋制,但換一個角度,或許依然顯得過火。這是沒有準確刻度的,只能是一個大概的範圍。如果說煽情是一種對市場的迎合,那麼,藝術昇華可視為主創對市場的某種背離,因為個人化的表達及追求深刻的企圖對於大眾往往顯得不太友好。在這方面,《藥神》也採取了中庸之道,即用藝術來點化,但絕不濫用,也不極致。從純藝術的角度,程勇第二次印度之行頗有表現主義的華彩,迷霧中出現的神像,彷彿是主角的夢境,象徵著他從一個境界上升到另一個境界。此外還有一些小細節也頗有玩味。《藥神》在藝術道路上並未走很遠,相信一方面出於商業考量,另一方面是為了影片的社會效應,而理想狀態下這兩者應該合一的。

《藥神》的“不極致”絕對不是缺點,它保證了敘事技巧的完成度,以及對各方的兼顧與平衡(可能除了藥企)。《藥神》不是為了挑起公憤,而是旨在激發每個人內在的同情心和同理心,在我們走出影院的時候,對人性多一份希望,讓人間多一份溫暖。在我的評價體系裡,一部影片能做到這一步,實屬了不起;確實不必過於拔高,但它的瑕疵也不必放大了吧?在現實世界裡,有很多東西比藝術更重要,比如良知和悲憫。

文| 周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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