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橋是浙江省諸暨市的一個鎮。20世紀60年代初，楓橋鎮幹部群眾創造了“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的“楓橋經驗”，通過矛盾糾紛的社會化治理，取得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良好社會效果。“楓橋經驗”深度契合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現代治理理念,多年來不斷髮展創新，一直是全國政法綜治戰線的一面旗幟。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時代，對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和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完善，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因此，從內涵豐富、理念先進、生命力強大的“楓橋經驗”中吸取營養，對於發展和創新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具有重大的啟示意義。
第一，必須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習近平總書記說，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建設，更是離不開黨的領導。糾紛解決是黨和政府應該向民眾提供的一項公共服務。一個良性的糾紛化解體系，應當是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行業調解、仲裁、訴訟等糾紛化解機制齊頭並進、各司其責、相互協調。當前，我國糾紛解決方式雖然多樣，但各種解紛方式缺乏協調。大量糾紛湧向法院，使得解決糾紛的“多車道”，變成了司法訴訟的“單行道”；司法作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成為了事實上的第一道防線。訴訟爆炸降低了當事人糾紛解決的效率，影響了人民群眾的解紛體驗和權利實現。因此，必須有一個強力的主體，將各個調解組織統合起來，織就一張功能互補、相互銜接的解紛網絡。
基於我國國情，這個主體只能是有著充分政治優勢的各級黨委。這既是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發展的現實需要，也是堅持黨的領導的具體體現。所以，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必須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朝陽法院建立的“一統三進三對接”多元糾紛化解體系中的“一統”，就是指區委政法委統籌。
當然，在建立多元化糾紛解決體系的過程中，特別是起步階段，作為有著專業優勢和豐富解紛經驗的法院，應該多做一些工作，包括搭建平臺、組織培訓等，這是法院的政治擔當和社會責任。
第二，必須建立調解前置程序。民訴法2012年修訂時，第122條新增了關於先行調解的規定，即“當事人起訴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糾紛，適宜調解的，先行調解，但當事人拒絕調解的除外”。從字面上理解，該條是想在當事人訴到法院之前先經歷一個調解程序。但由於該條同時規定當事人有權拒絕，意味著先行調解程序沒有任何強制性，導致實踐中這一程序發揮作用受限。在德國、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早已施行了類似制度。
當前，調解前置程序的設立極具現實意義。我在實踐中發現，大量案件大都由一些雞毛蒜皮小事引發，當事人往往排斥調解，在訴訟中也大多情緒激烈，對抗嚴重。這些案件未經任何其他程序“過濾”而直接訴至法院，消耗司法資源，使許多疑難複雜、確需司法機關從法律上給予界定的案件不能及時得到審理。
調解前置可能會面對違反調解自願原則、損害當事人程序選擇權的質疑。對此，我認為，我國法律對於調解自願性的規定，重點在於調解過程和結果達成的自願。而調解前置程序重點在於調解啟動的強制性，對於調解過程和結果的自願不會造成任何的損害。當事人如果不願意調解，可以很輕易地通過不同意調解或達不成調解方案的方式，結束調解前置程序進入訴訟，並不妨礙其訴權的行使。而且，調解前置不僅不損害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反而給了當事人一次瞭解調解、使用調解的機會，使其對於糾紛解決多了一重選擇。
第三，必須加快調解隊伍的培養。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能否真正管用，歸根結底要看調解員。目前，朝陽法院已經建立了一支包括136名人民調解員、125名律師和12家行業調解組織在內的調解力量。從長遠看，這三類人員也是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將來可資依託的骨幹力量，應根據其專業特點、工作能力、個人背景等，有針對性地加強培養。
今年年初，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加強人民調解員隊伍建設的意見》，對於如何加強人民調解員保障、提升人民調解員素質提出了非常明確的要求。由此可見，中央對於人民調解員隊伍建設高度重視，人民調解員隊伍的素質提升可期。對於法院來說，應以落實這一意見為契機，抓緊與人民調解機構對接，將更多人民調解員吸納到法院訴前、訴中的調解中來，為他們的培養和成長提供更多的鍛鍊機會。
與人民調解適合熟人之間的傳統民事糾紛不同，律師調解員由於其法律專業知識優勢，應更多讓其專注於法律關係較為複雜、事實認定較為棘手的民商事糾紛。對於律師參與調解的激勵，應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或者由當事人付費的市場化方式，使律師能夠在調解成功後獲得較高的收益，從而吸引更多高水平律師參與到調解工作中來，同時推動調解服務的產業化和市場化發展，這也符合當今世界調解的發展趨勢。如果有更多的律師通過調解服務獲得較好的收入，而不是通過鼓動當事人訴訟來開發案源，可以想見，糾紛應該會越來越少，社會也會越來越和諧。
至於行業調解組織的調解員，行業性所帶來的專業性及影響力是其最大的優勢所在，同時也是軟肋所在。因為對於非行業組織成員方當事人來說，他可能因為調解員的行業性而對其中立性產生質疑。因此，對於行業調解組織的發展來說，其最緊迫的問題，是要在保持行業影響力的同時，與行業協會及其會員單位保持適當的距離，不斷提升社會對其中立性的認可度。
“楓橋經驗”是在中國自己的土壤裡生根發芽，並經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基層治理經驗。它不僅蘊含著豐富的中國傳統智慧，也契合了現代社會治理理念。我們應該深入學習並將之傳承發展，使中華大地上遍開“楓橋經驗”之花、多結多元化解紛之果，切實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法官楊兵
楊兵，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博士，民一庭負責人。曾在《比較法研究》等核心期刊發表論文10餘篇，在全國法院學術論文討論會上獲得一等獎一次、二等獎兩次、三等獎一次。曾榮立個人三等功四次，被評為“首都市民學習之星” “朝陽區優秀青年人才” “朝陽區第四屆十佳青年學習之星”。
閱讀更多 北京朝陽法院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