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是浙江省诸暨市的一个镇。20世纪60年代初，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通过矛盾纠纷的社会化治理，取得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良好社会效果。“枫桥经验”深度契合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现代治理理念,多年来不断发展创新，一直是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对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因此，从内涵丰富、理念先进、生命力强大的“枫桥经验”中吸取营养，对于发展和创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第一，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说，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更是离不开党的领导。纠纷解决是党和政府应该向民众提供的一项公共服务。一个良性的纠纷化解体系，应当是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仲裁、诉讼等纠纷化解机制齐头并进、各司其责、相互协调。当前，我国纠纷解决方式虽然多样，但各种解纷方式缺乏协调。大量纠纷涌向法院，使得解决纠纷的“多车道”，变成了司法诉讼的“单行道”；司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成为了事实上的第一道防线。诉讼爆炸降低了当事人纠纷解决的效率，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解纷体验和权利实现。因此，必须有一个强力的主体，将各个调解组织统合起来，织就一张功能互补、相互衔接的解纷网络。
基于我国国情，这个主体只能是有着充分政治优势的各级党委。这既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具体体现。所以，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必须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朝阳法院建立的“一统三进三对接”多元纠纷化解体系中的“一统”，就是指区委政法委统筹。
当然，在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的过程中，特别是起步阶段，作为有着专业优势和丰富解纷经验的法院，应该多做一些工作，包括搭建平台、组织培训等，这是法院的政治担当和社会责任。
第二，必须建立调解前置程序。民诉法2012年修订时，第122条新增了关于先行调解的规定，即“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从字面上理解，该条是想在当事人诉到法院之前先经历一个调解程序。但由于该条同时规定当事人有权拒绝，意味着先行调解程序没有任何强制性，导致实践中这一程序发挥作用受限。在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早已施行了类似制度。
当前，调解前置程序的设立极具现实意义。我在实践中发现，大量案件大都由一些鸡毛蒜皮小事引发，当事人往往排斥调解，在诉讼中也大多情绪激烈，对抗严重。这些案件未经任何其他程序“过滤”而直接诉至法院，消耗司法资源，使许多疑难复杂、确需司法机关从法律上给予界定的案件不能及时得到审理。
调解前置可能会面对违反调解自愿原则、损害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质疑。对此，我认为，我国法律对于调解自愿性的规定，重点在于调解过程和结果达成的自愿。而调解前置程序重点在于调解启动的强制性，对于调解过程和结果的自愿不会造成任何的损害。当事人如果不愿意调解，可以很轻易地通过不同意调解或达不成调解方案的方式，结束调解前置程序进入诉讼，并不妨碍其诉权的行使。而且，调解前置不仅不损害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反而给了当事人一次了解调解、使用调解的机会，使其对于纠纷解决多了一重选择。
第三，必须加快调解队伍的培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能否真正管用，归根结底要看调解员。目前，朝阳法院已经建立了一支包括136名人民调解员、125名律师和12家行业调解组织在内的调解力量。从长远看，这三类人员也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将来可资依托的骨干力量，应根据其专业特点、工作能力、个人背景等，有针对性地加强培养。
今年年初，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意见》，对于如何加强人民调解员保障、提升人民调解员素质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由此可见，中央对于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高度重视，人民调解员队伍的素质提升可期。对于法院来说，应以落实这一意见为契机，抓紧与人民调解机构对接，将更多人民调解员吸纳到法院诉前、诉中的调解中来，为他们的培养和成长提供更多的锻炼机会。
与人民调解适合熟人之间的传统民事纠纷不同，律师调解员由于其法律专业知识优势，应更多让其专注于法律关系较为复杂、事实认定较为棘手的民商事纠纷。对于律师参与调解的激励，应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者由当事人付费的市场化方式，使律师能够在调解成功后获得较高的收益，从而吸引更多高水平律师参与到调解工作中来，同时推动调解服务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发展，这也符合当今世界调解的发展趋势。如果有更多的律师通过调解服务获得较好的收入，而不是通过鼓动当事人诉讼来开发案源，可以想见，纠纷应该会越来越少，社会也会越来越和谐。
至于行业调解组织的调解员，行业性所带来的专业性及影响力是其最大的优势所在，同时也是软肋所在。因为对于非行业组织成员方当事人来说，他可能因为调解员的行业性而对其中立性产生质疑。因此，对于行业调解组织的发展来说，其最紧迫的问题，是要在保持行业影响力的同时，与行业协会及其会员单位保持适当的距离，不断提升社会对其中立性的认可度。
“枫桥经验”是在中国自己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并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基层治理经验。它不仅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智慧，也契合了现代社会治理理念。我们应该深入学习并将之传承发展，使中华大地上遍开“枫桥经验”之花、多结多元化解纷之果，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法官杨兵
杨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民一庭负责人。曾在《比较法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在全国法院学术论文讨论会上获得一等奖一次、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一次。曾荣立个人三等功四次，被评为“首都市民学习之星” “朝阳区优秀青年人才” “朝阳区第四届十佳青年学习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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