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腦力勞動的人,成了流氓無產階級

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成了流氓无产阶级

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成了流氓无产阶级

今天再次分享讓·埃默裡的《罪與罰的彼岸》。埃默裡在書中談及集中營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給我印象最深的描述是他這樣將自己與作家尼克·羅斯特相比:

……更讓我驚訝的是:“再多讀些,再用心鑽研一下。只要有空閒!把古典文學當作紅十字會包裹的替代品。”當我注視這些句子,把它們和我自己的集中營記憶對比,我深感羞愧,因為我沒有任何東西可與羅斯特如此令人讚歎、極富思想追求的態度相比……若要用古典文學代替食品包,這樣的苛求我與其說會輕蔑地,不如說會絕望地加以拒絕。

面對飢餓和完全超出限度的強制勞動,面對“精神已經失去了它的基本品質”,一個知識分子如何還能做到繼續向真善美的求索。埃默裡說,他無法做到。我們來看看他所描述的集中營裡知識分子所需要面對的一切。

題圖:電影《證言》海報

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成了流氓无产阶级

一個這樣的知識分子,一個這樣的人,偉大詩篇的詩行爛熟於胸,對文藝復興和超現實主義的名作了如指掌,對哲學史和音樂史如數家珍——我們把一個這樣的知識分子置於如此境地,在那裡他所面對的,要麼是證明自己精神的現實性與效力,要麼將其看作一無是處,那是一個極限處境,那是在奧斯維辛。

我自然也把自己置身於此。我曾經以雙重身份,作為猶太人和比利時抵抗運動成員,被關押在布痕瓦爾德、伯根-貝爾森和其他一些集中營,除此之外還在奧斯維辛,準確地說,在附屬集中營奧斯維辛-莫諾維茨待過一年。所以在本書中,只要我願意的話,“我”這個小詞必然常常出現,也就是在那些我不能將個人經歷直接代入其他人身上的地方。

在我們的語境中,首先要考慮的是知識分子與所有人,包括那些腦力工作的從業者特有的外部處境。一個糟糕的處境,以極為戲劇化的方式在強制勞動下面臨的生死抉擇的問題中凸顯出來。奧斯維辛-莫諾維茨中的工匠,只要沒有被以一個這裡用不著細說的隨便的理由趕進毒氣室,就會得到相應的職業分配。比如有個鎖匠被賦予了特權,因為當時待建的染料工業集團工廠需要他,他就有機會在有遮擋的、無須暴露在惡劣天氣中的工棚裡幹活。電工、裝修工、造傢俱的和蓋房的有同樣待遇。誰要是裁縫或者鞋匠,也許就有機會到專門侍奉黨衛軍的房間裡去幹活。泥瓦匠、廚師、無線電工人和汽車技師也有最微小的機會,獲得一個可以忍受的工作崗位,從而倖存下去。

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成了流氓无产阶级

普里莫·萊維

從事腦力勞動的人遭遇的完全是另一種情境。等待他的是和商販一樣的命運,他們都屬於集中營裡的流氓無產階級。他會被分進一個小組,挖坑、埋線纜、搬運水泥袋和鋼樑。在集中營裡他成了沒有職業資質的工人,不得不在野外幹活,多數時候這相當於已經對他下了判決。肯定也存在差別。在前面提到的那些集中營裡,化學技師仍然能從事他的本職工作,像我的獄友,來自都靈的普里莫·萊維

,他寫了一本關於奧斯維辛的書《這是不是個人》(Ist das ein Mensch?)。醫生也有可能在一個叫作醫護所的地方棲身,但並不是所有醫生都如此。例如來自維也納的醫生,如今已是著名心理醫師的維克多·弗蘭克曾在奧斯維辛-莫諾維茨長年挖掘土方。一般而言,腦力勞動者在集中營裡的工作處境極為惡劣。許多人因此試圖隱瞞他們的職業。誰如果掌握一點小手藝,會做些工藝,就會大膽地裝成一個手工匠人。當然,一旦他說的謊暴露出來,就得擔上喪命的風險。多數人把自己說得身無所長,想借此撞撞運氣。人文中學教師和大學教授在被問到自己的職業時,會膽怯地說“老師”,生怕招惹黨衛軍士兵和牢頭的羞辱。律師裝成普通的書記員,記者可能謊稱自己是排字工,在必須提供自己的技能證明時這樣做危險較小。大學老師、律師、圖書館員、藝術史學者、國民經濟學家、數學家,他們拖拽著鐵軌、鋼管和木材,大多數時候他們笨手笨腳,體力透支。極少數情況下,苦力勞動會持續很長時間,直到他們被帶離工地,送到鄰近的主集中營,那裡矗立著毒氣室和火葬場。

他們在工作場所處境艱難,在集中營裡也好不到哪裡去。集中營生活首先要求身體矯健和一種必需的、近乎殘忍的血性。鮮有知識分子具備這兩樣長處,而他們經常看重的道德勇氣,在這裡一文不值。例如說,有一次,要阻止一個華沙的職業扒手偷我們的鞋帶,這時候能派上用場的是一記下勾拳,而不是精神上的勇氣,一個政治記者會出於這樣的勇氣發表一篇不受歡迎的文章而危及生命。毋庸多說,律師或者人文中學教師只有在極少數的情況下才知道如何正確地使出一記下勾拳,絕大多數時候他們捱得拳頭遠多過他們給別人的,他們更擅長捱揍而非揍人。集中營的紀律問題上也一樣糟糕。從事腦力工作的人,一般沒什麼鋪床的天賦。我記得我那些滿腹學識、教養良好的同伴,每天早上滿頭大汗地和被褥搏鬥卻弄得一團糟,以至於工作時像得了強迫症般擔驚受怕,生怕回去後捱揍捱餓。他們既不擅長鋪床,也不會機靈地行“脫帽禮”。恰巧碰上獄中年長的人或者黨衛軍士兵時,他們從來都不會那套幾乎卑躬屈膝卻又自知自覺的說話方式,學會那樣說話有時候可以避開近在眼前的危險。所以在集中營裡,囚犯裡的頭頭和室友不尊重他們,在工地上的牢頭和工人也瞧不起他們。

更糟的是,他們找不到一個朋友。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從生理上就學不會用集中營裡的粗話直截了當地交談,而這些粗話是唯一被接受的相互理解的方式。人們經常談到現代的思想爭論中存在的同代人間的交流困難,談到那些突兀的、不如不說的蠢話。在集中營裡交流障礙存在於知識分子和他們大多數的同伴之間,無時無刻不以真實、折磨人的方式表現出來。對於習慣了細緻入微的表達方式的囚犯來說,要努力克服自我才可能說出“滾開!”或者只用“嘿,傢伙”跟同伴打招呼。我清楚記得那種身體上的反感,每當一個別的方面都正常、隨和的同伴不跟我說別的,只說“我親愛的男子漢”時,這種感覺就會把我籠罩。知識分子忍受著“伙伕”“整弄”(指非法佔有財物)等表達,即便像“運走了”這樣的詞也要很勉強才會從他們嘴裡蹦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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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埃默裡

我隨後要說的是,集中營生活中基本的心理和生存問題,還有開頭簡短勾勒了的嚴格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必須要提出來的問題,簡單來說就是:精神教養和知識分子的基本立場可曾在關鍵時刻幫助過這些集中營裡的某個囚犯?可曾讓一切忍耐輕鬆一些?我以前提出這個問題時,首先映入腦海的不是我自己在奧斯維辛的日常生活,而是作家尼克·羅斯特(Nico Rost)——他是我的荷蘭朋友、命運同伴——的一本傑作。這本書叫《歌德在達豪》(Goethe in Dachau)。多年後我又拿起這本書,讀著裡面的句子,彷彿身處夢境。書裡有這樣的句子:“今天早上打算著手許佩裡翁的年譜”,或者“又讀了論邁蒙尼德的書,關於他對大阿爾伯特、托馬斯·阿奎那和鄧斯·司各脫的影響”,再或者“空襲警報又來的時候,在努力琢磨赫爾德”。更讓我驚訝的是:“再多讀些,再用心鑽研一下。只要有空閒!把古典文學當作紅十字會包裹的替代品。”當我注視這些句子,把它們和我自己的集中營記憶對比,我深感羞愧,因為我沒有任何東西可與羅斯特如此令人讚歎、極富思想追求的態度相比。不,我肯定不會讀任何跟邁蒙尼德有關的東西,即便我拿到一本相關的書籍,雖然這在奧斯維辛不可想象。空襲警報來的時候我也不會去琢磨赫爾德。

若要用古典文學代替食品包,這樣的苛求我與其說會輕蔑地,不如說會絕望地加以拒絕。剛剛說過,在讀到達豪同伴的這本書時,我羞愧異常,直到最終能為自己略做辯解。我想的更多的也許不是羅斯特在一個醫療所工作,相對來說處於一個更好的環境,相反,我屬於囚犯裡匿名的大多數,而是這一個關鍵事實:這位荷蘭人在達豪,不在奧斯維辛。事實上,不能簡單地把兩個集中營相提並論。

達豪是第一個納粹集中營,因此有自己的傳統,如果人們願意這麼說的話。奧斯維辛1940年才建立,直到最後一天天陷入無序。達豪的囚犯以政治原因入獄為主,奧斯維辛的囚犯絕大多數是不懂政治的猶太人和政治上偏右翼、搖擺不定的波蘭人。達豪的內部管理大部分由政治犯掌握,而奧斯維辛由德國的職業罪犯發號施令。在達豪有一個集中營圖書館,在奧斯維辛,對一般的囚犯而言,有一本書是沒法想象的。在達豪(在布痕瓦爾德也是),囚犯們基本上尚有可能用一種精神組織去與黨衛軍的統治和體系相抗衡。故在那裡,精神發揮了一種社會功能,即便這種功能主要以政治的、宗教的和意識形態的形式出現,僅在極少數情況下,比如在尼克·羅斯特那裡,同時以哲學和審美的形式出現。在奧斯維辛,知識分子是孤立的,只能靠自己。所以在那裡,精神與暴行的碰撞以一種極端的——如果這種表達被允許的話——和純粹的形式表現出來。在奧斯維辛,精神除了它自己,什麼也不是,毫無可能將它鑲嵌進一個尚且如此微弱、如此隱蔽的社會結構中去。知識分子獨自與他的精神相伴,它不過是單純的意識內容,面對某種社會現實無法自辯,無法自證。為此可以舉的事例,一部分很瑣碎,另一部分必須從那些難以言傳的生存領域裡提取出來。

至少在一開始,知識分子仍堅持尋找讓精神產生社會傳播效應的可能性。在與一個不厭其煩唸叨他妻子菜譜的同屋聊天時,知識分子想要插嘴說,自己在家時讀了很多書。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這樣的答覆:“狗屎,混蛋!”最後,他只能閉嘴。漸漸地,奧斯維辛裡的精神性事物具有了一種雙重形態:一方面,從心理學上說,變成了徹底不現實的東西;另一方面,用社會性的範疇界定的話,變成了一種不被允許的奢侈。有時候人們在更深的層次上體驗著這一新的事實,這在牢房裡的夜間對話中常常發生:精神突然間失去了它基本的品質、它的超越性

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成了流氓无产阶级

《罪與罰的彼岸》

副標題:一個被施暴者的克難嘗試

三輝書系丨埃默裡作品

[奧地利] 讓·埃默裡 著

楊小剛 譯

三輝圖書/鷺江出版社

ISBN : 9787545914573

已上市

書寫一份超越問責與救贖的人性診斷

人的尊嚴是什麼?我們需要多少個故鄉?知識分子的受難比普通人更值得同情嗎?讓·埃默裡在這本短文集中以坦白和沉思的方式,對奧斯維辛受害者的生存處境做了一次探究。他寫集中營生活,寫自己所受的酷刑,寫怨恨背後的哲思,也反思做猶太人的必然性與不可能。在埃默裡所描述的令人吃驚的歷史細節與難以言表的苦痛情感中,讀者能夠以同樣的節奏跟隨他穿越這片他一步步點亮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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