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嘉佑二年參加“高考”，當年可以說是中華千百年來含金量最高的一屆“高考”，其中有：
主考官：歐陽修（文壇領袖，唐宋八大家）
副考官：梅堯臣（著名現實主義詩人）
榜單：
蘇軾（大文豪，唐宋八大家）
蘇轍（唐宋八大家）
曾鞏（唐宋八大家）
曾布（曾鞏之弟，後官至丞相）
呂惠卿（王安石變法的二號人物）
程顥（理學思想家，“程朱理學”的二“程”之一）
張載（北宋大儒，理學支脈“關學”創始人，二程表叔）
章惇、林希、蔣之奇、朱光庭……
二蘇的老爸蘇洵也進京陪考，唐宋八大家，除了那個不合群的王安石，宋代最會寫文章的五位全在這兒了，盛事啊！政壇上，那一屆共有9人官至宰相！
蘇東坡在由杭州通判改任密州知州的途中，寫了一首《沁園春》，其中回憶了當年“高考”那些往事：
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
“二陸”指西晉著名文學家陸機、陸雲兄弟倆，用來比自己和弟弟蘇轍。當年他們兄弟二人意氣風發、抱負遠大，決心像伊尹那樣，“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出自《孟子》）；像杜甫那樣，“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以實現其“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上神宗皇帝書》）的政治理想。而且他們兄弟倆“筆頭千字，胸中萬卷，對於“致君堯舜”充滿信心和希望。
當年（1057年）禮部省試的試題是《刑賞忠厚之至論》，出自《尚書·大禹謨》的註文“刑疑付輕，賞疑從眾，忠厚之至”，意思是刑法有疑問，應當從輕；賞賜有疑問，應該從眾，這就算忠厚的極致了。蘇軾就此題目作了一篇六百餘字的古文，引經據典地論述了這一主旨。閱卷官梅堯臣一見此卷，便大加推許，要求主考官歐陽修將其錄為第一。歐陽修看了也十分讚賞，但由於考生姓名已經密封，深恐此文出於自己的門生曾鞏，取為第一不免招來閒話，故決定委屈此文於第二。
之後皇帝殿試，蘇軾賜進士及第，弟弟蘇轍也順利通過考試，賜同進士出身。“捷報飛來當紙錢”，就在這年四月初，蘇軾的母親程氏不幸病逝。父子三人倉皇離京，回鄉奔喪。按當時的禮制，兒子須為母親服喪27個月，即所謂“守制”或“丁憂”。直到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三蘇才第二次出川赴京。第二年（1060年）二月，三人到達汴京。因歐陽修等人的推薦，蘇軾兄弟得以參加一次皇帝特別下詔舉行的考試，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的制舉考試，簡稱“賢良科”，倘被錄取優等，就可期望得到較快的升遷，故俗稱為“大科”。按照考試要求，蘇軾事先向朝廷提交了他所作的策、論50篇，系統地表達了自己對歷史和現實的看法，以及今後施政的建議。“大科”考試在次年（1061年 蘇軾26歲）九月結束，蘇軾的對策考入第三等（弟弟蘇轍入第四等），這是實際等級的最高等（一等為天、二等為地，皆為虛設，從來無人獲得）。自北宋開制科以來，從未有人獲過第三等，因此實屬破天荒的好成績。從此，蘇軾便正式開始了他富有傳奇色彩的仕宦生涯。
附錄：
《刑賞忠厚之至論》是宋代文學家蘇軾在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應禮部試而寫的文章。文章以忠厚立論，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賞以忠厚為本的範例，闡發了儒家的仁政思想。文章說理透徹，結構嚴謹，文辭簡練而平易曉暢。主考官歐陽修認為此文脫盡五代宋初以來的浮靡艱澀之風，十分賞識，曾說“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蘇軾後來在詩中也提到過此事（“尚欲放子出一頭，酒醒夢斷四十秋”）。
《刑賞忠厚之至論》——蘇軾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慼，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
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嶽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嶽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
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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