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是知耻而后勇的晚清近代“洋务运动”，即将蓄足马力加速的年头。
以恭亲王奕訢和名臣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亲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国难，更见识了世界之大，明白大清朝再也不能浑浑噩噩的活。于是引进近代工业创建近代军队等“洋务”蓝图，正有条不紊的付诸实施。还有一桩教育方面的“小事”——创建并增设京师同文馆课程，为大清朝培养未来“洋务”方面的骨干人才。
可是，就在这些“洋务”精英们忙得热火朝天时，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同文馆，却好似一根导火线，在这年引发了一场轰然大地震，整个大清朝堂上口水纷飞，掐得乱七八糟。甚至以后世诸多学者的观点：晚清洋务运动的历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走向，几乎都因此确定坐标。
这场意义重大的事件，就是1867年晚清朝堂上一出啼笑皆非的活剧：同文馆之争。
这件“丑闻”的导火索是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那么先了解一下京师同文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各国使节纷纷进驻京师，中外交涉事件激增，而泱泱大国却没几个翻译人才。在这种背景下，恭亲王奕訢上折子，以“欲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为由，
建议创立京师同文馆，意在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
清政府批准后，1862年，清末第一所官办外语学校——京城同文馆成立。学校先后开设英、法、俄、德、日文等课程，还聘请洋人当老师，招收学生为15岁以下的聪颖儿童，以八旗子弟为主，每个语种馆不超过24名学生。这种办学形式与私塾里老先生带着小孩们颂读“人之初，性本善”虽有不同，但毕竟招收学生少，还只是学习语言，影响有限，所以，当时朝堂内外并没有什么反对的声音，学校创办一帆风顺。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清政府的腐朽落后形成鲜明对比，各项技术人才的匮乏更是愈加严重。李鸿章、曾国藩等人都认为目前的形势已经远不是培养语言人才这么简单了，要想学会造洋枪洋炮，就必须学会制造原理，也即“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中国原有的以经史教育为主的传统教育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当时甚至有人发声：“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这话明白指出要想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就必须培养算学、理化等自然学科的知识分子。于是，1866年末，洋务派的领军人物奕訢、李鸿章等人再次递上奏折，请朝廷在同文馆中设立天文算学馆，得到朝廷认可后进入筹备阶段，
这如同平地一声雷，瞬间引爆清政府高层的一场“互掐”大戏。在奕訢等人的主张下，天文算学馆仍以洋人为师，招收的学生不仅年龄放宽，生源范围也扩大到“满汉举人恩、拔、岁、副、优贡，并准令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愿意入馆学习者......一体与考”。这触动了传统士大夫阶层敏感的神经。
拉开“互掐”大戏序幕的是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他在奏折里指出，科甲出身的人去学习这些奇技淫巧，朝廷还用升官、银两赏赐做诱惑，这是“重名利，轻气节”，这样就会把“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正途人”引向岐途。不过，张盛藻与奕訢等人明显不是一个“段位”，存在感太低，轻而易举就被打压。
这时，一位重量级人物的登场将大戏引入高潮，他就是倭仁。倭仁不仅是三朝元老，著名理学家，还是同治皇帝的师傅，在士大夫中有很高的威望，尽管奕訢对会出现反对声音有心理准备，但倭仁还是让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
倭仁一上场就把问题上升到国家高度，指出“立国之道，尚礼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而科举出身的士子师从“夷人”，就会动摇国本，甚至“变夏为夷”，乃是亡国之举。清政府不能用对待张盛藻的态度来对待倭仁，两宫太后立即召见了倭仁，又把他的折子递给了奕訢的总理衙门。
奕訢不是等闲之辈，随后就上呈一个奏折，对倭仁的“变夏为夷”避而不答，而是强调国家目前的危机，重申设立天文算学馆的必要，暗中还“黑”了倭仁一把，认为他“空言无补，有碍洋务”，并将朝中重臣李鸿章、曾国藩等人的来往密函附上，最后不忘将上倭仁一军：“大学士认为我等之举不可行，想必已有强国良策，以抵御外国而使我国不受欺侮，那我愿意追随大学士竭心效力。”
没想到倭仁也不是吃素的，继续自己的反对意见，并把矛头直指奕訢：“如果你们有把握，以夷人为师，就能精通算术学，必能制出精巧的机器，中国的读书人一定不会被夷人所利用，夷人必能被中国歼灭，那就太好了！但若是做不到这些，那还是不开天文算学馆为妙！”
要说姜还是老的辣，倭仁这一招果然厉害，当时中国积弊已深，谁敢提着自己的脑袋打包票说学习了算学就一定能富国强兵，灭了夷人？奕訢自然也不敢保证，他再次递上奏折，说我只是尽心尽力办事，但成败，就算是诸葛亮也无法预料，何况我等？这时，互殴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不过，奕訢在倭仁的折子里找到一个漏洞，针锋相对地指出，大学士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要学算学，也不必师从夷人”，如此说来，大学士一定能保荐几人，那就另设一算术馆，你来负责，以观成效。 朝廷顺水推舟同意了奕訢的建议，让倭仁“择地另设一馆”，还给他一个新职务：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一直态度强硬的倭仁这下可被难住了，我哪儿有精于算学之人呀？我一帝师，在总理衙门行走能干什么？接旨后的倭仁在朝堂上被挤兑得异常难堪，倍感羞辱，没几天就气得病倒，竟至“上马眩晕，颜色憔悴”，对于朝廷的任命推病不去。
这场同文馆之争引起的高层互撕，就这样以洋务派的胜利而结束。但因为倭仁的巨大影响力，地方各级官僚还不停地上疏反对，甚至有人把“久旱不雨”等自然灾害也归罪于开办天文算学馆，震怒之下的奕訢进行强压，才终于了结。
后来，同文馆为国家培养了诸多人才，其中为使馆提供大量译员，后来还有人担任外交要职；也有部分毕业生进入政坛，还有进入电报局，制造局，船政局等领域任重要职务。而天文算学馆的兴办，更是开了学科学风气，对社会无疑是起了积极的作用。
以这个角度说，不管这场“同文馆之争”里，那些守旧的官员们如何丑态百出，如何给后世的相声小品电影等文艺作品增添了无数笑料。它最终的结果，却到底为内外交困的晚清王朝，踢开了自强路上一堆讨厌的绊脚石。也正是从这一年起，“洋务运动”的诸多大事业，开始轰轰烈烈的铺开，好些曾备受非议 “洋务”骨干们，终于可以大展拳脚。近代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宛如新风一般吹入古老的中国。
虽然洋务运动，并未使中国走向富强，但对照下1867年前后，晚清工业科技泾渭分明的差别，对照下船政局马尾船厂汉阳铁厂北洋水师对于近代中国的意义，就可知这场“同文馆之争”，至少令近代中国，加速前进了五十年。那一代为中国自强而忍辱负重的“洋务运动”骨干们，无论成败，依然当得起后世我辈，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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