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我在大政方略上是偏袒南方，其实大可不必。我生于斯，长于斯，忠于自己的事业，对得起自己的理想，而那个深藏于内心的理想就是
以夏变夷，去鲜卑化而实行汉化。
事实上，鲜卑贵族在地理上走进中原的过程中，逐渐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随着版图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加深。太祖时，常让我讲《易》，到明元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担心自己晚年会遭遇父亲被弑的命运，就问计于我。我给开的良方是：立长子为太子并让太子监国，实现权力平稳过渡。这种做法是鲜卑之前所没有过的。
因为我这一建议，拓跋焘即位之后，对我言听计从，恩宠有加。凭借于此，我认为实现自己理想的时机到来了。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齐整人伦、分明族姓”。所谓“齐整人伦”就是以人才取士，看重人的德行和才干。所谓“分明族姓”，就是要确立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这是北方各世家大族的共同心意。
为何要如此？
因为国家权力在胡人手里，而我汉人数量是胡人的数倍，无论人力还是财力都远远超过胡人。胡人掌权之后，便不得不倚重于我们。但是他们却又对我们心存戒心，刻意压低我们的地位。因此，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价值，借他们的利用而提高自己。
这项工作其实从明元帝时期就逐渐的开始了，到太武帝时期加快了步伐。比如，让有功勋的鲜卑贵族加爵位回家享福，腾出位子让更加有才的汉族人担任。虽然遭到了一些鲜卑贵族的非议和抵制，但施行效果还是比较明显。
后来，越来越多的鲜卑贵族反对，其中有司徒长孙蒿在太武帝面前告我我借夸奖太原王氏的子孙王慧龙而诋毁鲜卑贵族。太武帝大怒，要我解释。我只能说，绝无此意。
还有一次，我举荐了多个州县数十名汉人担任地方长官，遭到太子拓跋晃的反对，虽然最后勉强通过，但是我深知已经得罪了当权者。这时候已经有人说我将不长久，免不了一场灾祸。
事实上，这场灾祸来确实来了。
439年，也就是太延五年，拓跋焘让我编修国史，并派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帮我，并嘱咐我们一定要根据实录实事求是的来。对于这一光荣的任务，我自然全力以赴，根据现存的资料努力还原真相。也许是成就感太大昏了头，竟忘记了主子的本意是留给后世皇族看的。我的失误就是听从了属下的建议，将修好的国史全部刻在石碑上，立于道旁，这下子鲜卑前代各种见不得人的丑闻一下子曝于天下。可想而知当拓跋焘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是怎样一种心情。
果不其然，鲜卑的贵族们争相去向拓跋焘告状，拓跋焘很生气，就问我是怎么回事，我除了承认曾收过贿赂之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随后的事情自有史书记载。
史载，崔浩被夷九族，牵连范阳卢氏，河东柳氏以及太原郭氏，可以说当时北方最有实力的大族遭受了灭顶之灾。
从一定程度上说，崔浩的死是胡汉矛盾存在的一个表现。从历史进程上讲，北魏孝文帝改革并非首发汉化，而是在前代不自觉汉化的基础上做出的自觉的、较为彻底的行为。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孝文帝死后没过多少年，就爆发了六镇起义，拥有强悍战力的未汉化的鲜卑人将屠刀指向已汉化的统治阶层。随之北魏发生大分裂，拥有六镇主力的高欢建立了北齐，在他的治下，汉人开始胡化。而拥有六镇之一的武川镇的宇文泰则建立了北周，他没有采取极端的胡化政策，二是让胡汉和平相处，赐汉人胡姓，胡汉通婚，建立府兵制，发展农业，积极向南拓土，逐渐扭转了初期的不利局面，为下一步吞灭北齐，进而建立隋朝，统一南方，重回大一统局面奠定了基础。
在结束三百年大分裂的努力中，崔浩其实功劳甚大，不愧为南北朝第一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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