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蒋进
单位 | 广东摩金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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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喜欢与几个朋友或同事，在周未时找个理由聚聚餐、喝喝茶；
菜如何不重要 ，茶如何也不重要，但关键在于那种闲聊的快乐；时间长了，人渐多了，就有了自己的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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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喜欢在过年时与父母亲人待在一起；即使相距几千里，但都会在大年三十年夜饭前赶到家；
我也不例外，参加工作近二十年了，几乎年年如此，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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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喜欢与谈得来的客户进行商业往来，或合伙合作；
我们做律师的也不例外，更愿意为投缘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反而律师费是次要的；
可能是这个原因吧，“不舒服”曾让我们主动与三家法律顾问单位提前解约了。
我们为什么愿意这样？
难道这一切是亲情、友情、甚或是简单的“感觉”而决定的；这背后的根由究竟是什么呢？
正如新年时《人民日报》刊发“物质幸福时代已经结束，新时代来临”的文章中所言：
在一个万物俱备、什么都不缺的年代，占有物质很难再刺激我们的感官，让我们获得长久的满足。
在新的时代，比起金钱和物质，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充实感。
从实物中获得的满足感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但是我们宝贵的经历以及从中获得的知识，将永久地入驻我们的生命。
总结而言，在这么好的年代，在精神世界里，我们渴望遇到一群至性的人，做一个至情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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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在一个群体里，不论是单位，还是家庭；不论是朋友圈，还是事业圈；我们不用憋屈自己而端着一幅外衣，也更不用伪装自己，而做一个真性情的自己；
更重要的是，周边都是一群卓越品性的人，一起不断成长、开心、共事。
其实，我们律师这一行业也是一样的道理：
当我们与客户聚餐时，客户回顾前几天与我们律师团队共同加班到半夜，而真性情由衷地点赞“做事踏实、思维严密”；
当遇到客户突发事情，其他团队成员工作无法调整时，另一位成员当即取消了原计划的休假，带头冲上去处理；
当遇到开心的事，我们可以一起真性情地分享；
当遇到不开心的事，我们可以一起真性情地关心……
这样的事例在每个人的身边都曾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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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渴望在一家律师事务所里，面对同事，可以真性情地外露；不用刻意地将自己放的很低很低，而应合那些资深的前辈、合伙人们、师傅们；
面对当事人，在就事论事之外，也可以相互地自然表达彼此的情感，我们也不用从头到尾为了专业而专业地端着，却让当事人感觉很“大咖”同时也很有陌生感。
最重要的是，在共同工作生活的日子里，资深律师前辈们自然流露出的“自控”、“担当”、“坦诚”等等优秀的品格，不断地激励着我们奋斗上进；
与当事人一起处理事情时，他们的“沉稳”、“坚毅”、“乐观”等等品性也会不断地影响着我们要继续努力。
那么，至情至性就只是简单直白地表达自我就够了吗？现实中，我们因为简单地至情至性对待：
往往在过年相聚时，与父母家人意见不合，经常“拌嘴”，甚至“冷战”；
在工作中，与同事意见不合，经常“面红耳赤”，甚至“怀恨在心”；
与当事人意见不同，经常“否定”对方而相互无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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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背后的根由在于，我们经常将人与事混在一起，而没有成功区分，也就没有区别对待。我们可以至情至性地对待身边的人，但不能简单地至情至性地对待身边的事。
简单地说，“人”需要至情至性对待，而“事”需要科学方法处理。
举例而言，当某位协办律师审查合同没有审查到位，而遭遇客户投诉；此时，作为负责人的主办律师可能就会自然的“至情至性”地抱怨，甚至责骂协办律师；就这样，事情过去了；
然而，过些日子，又有客户抱怨协办律师，而这位主办律师还是习惯性的“至情至性”地抱怨协办律师，就这样几年过去了，这样的事情似乎并没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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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这位主办律师并没有成功区分人与事，更没有成功地处理事，也没有成功地对待人。
客户抱怨合同审查不到位的问题，是事情；我们需要思考与检讨的是，如何找到科学的方法去管理好合同审查工作，而不是简单地将客户的抱怨转移到抱怨协办律师身上；
相反地，我们需要至情至性地对待这位协办律师，共同讨论并帮助其提升合同审查能力。
讲到这，可能有人说，听起来似乎是有道理的，但人与事往往是混在一起的，往往因为事而引起人的情绪；因此，真正落地做到，没那么简单。
是的，尤其对于性子较急的我而言，更是不易。
然而，事实上，只要坚定思维，坚持下去，就会慢慢做到，就如同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地挣扎着自己往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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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遇到某件事，甚至可能会引起情绪的事；我就会强逼着自己，不要先与当事者接触，而不断地反思与检讨，一定先找到科学的处理方法；
当找到处理方法后，再试着与当事者商谈处理方法；
其实，当我们的方法找到了，情绪已不在，我们才可至情至性地对待当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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