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民
一九四二年二月抗日战争时期，冯玉详先生在重庆寓所，用毛笔随手给我画了“老汉骑驴”一幅画，并在画的右上部题打油诗一首:
人家骑马咱骑驴，
开心乐意自找的。
只要打走日本鬼，
不论如何都欢喜。
那时我们去种地，
我们也是笑咪咪。
上书“惠民同志留念”下书“冯玉祥一九四二年二月”。
网络配图
冯先生为什么给我画这幅墨画，事情还得从头说起。一九四一年十月五(农历八月十五日)日本侵略军进攻郑州。当时守河防的是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是孙桐萱。这个部队是当时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样的部队，也是将介石长期迫害企图消灭的势力。
日军突破河防时，第三集团军也曾激烈抵抗，后被迫退至郑州南郊。郑州沦陷，三集团军总司令部从郑州市区陇海花园退迁到密县曲梁镇。当时孙桐萱背患大疮，卧床不能行动。那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是卫立煌，副司令长官是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系蒋介石嫡系)，战区司令部设在洛阳。
当郑州失守后，洛阳扬言“孙桐萱抗日不力，将郑州丢掉了”。汤恩伯部的第十三军借故从洛阳一直布防到登封以西。截断孙桐萱退路，要退就要解决他。汤恩伯并以战区副长官的地位截留供给孙部的饷弹，甚至有些因公去洛阳的三集团军军官也在路上被扣。黄河以东是日本占领区。这时南京汪卫汉奸政府已经成立，伪政府军总司令孙良诚(原冯玉样部将领)曾派密使到曲梁镇向孙桐萱劝降，让他把部队拉向河东，保存实力。在这样处境下，欲战不能，欲退不得，孙桐萱就把我召去，让我去重庆向冯玉祥副委员长汇报情况，请求指示，孙桐萱为什么派我去见冯玉祥先生呢?这需把我和冯先生的关系交待一下。
孙桐萱
一九二八年在河南我有机会认识了冯王先生，一九三○年我参加过冯玉祥先生在北京召集的反蒋扩大会议，一九三一年又参加过冯玉样先生联合李宗仁、陈济棠、孙科、汪精卫等在广州召集的反蒋非常会议。由于这些原因，我和冯玉祥先生相识，关系比较好。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时，经冯先生的介绍，我曾在第一战区三十四兵站医院任职，一九三九年又经冯先生的介绍来到郑州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的上校秘书。这时三集团军直辖三个师，二十师，二十二师、八十一师。全军都负责把守黄河，西起花园口，东南经扶沟到周家口，有七百多里长的河防。河东、河北都是日本占领区，河西是国民党统治区。商人过河走私，要收税罚款。因此，孙桐萱也借把守河防之机弄到一部分钱。孙桐萱想拿这笔钱办些好事，设立一个学校，一方面解决官佐子弟和一些抗日流亡青少年上学问题；一方面想为自己部队输送些下级骨干；同时还可留个好名声。冯玉祥知道孙桐萱的想法，就介绍我去帮他办这件事，我于一九三九年三月间来到郑州，任孙桐萱的上校秘书，专职办学。是年暑假成立桐萱中学筹备处，次年暑假开始招生，设初、高中两部，学生五百多人，校长为孙桐萱，我任副校长兼校务主任。
“郑州日军大轰炸死难同胞纪念碑”的背面
一九四一年十月四日，日军突然强渡黄河，孙桐萱部队抵抗不住，牺牲很大，被迫退出郑州。孙桐萱叫我连夜把桐萱中学学生带出郑州，经密县到达登封，在嵩阳书院及会善寺继续上课。
学校开课不久，孙桐萱派人把我从登封叫到密县曲梁镇总司令部，向我述说当时他的困难处境，他给冯玉样写了封信交我带到重庆，向冯先生汇报情况，请求指示。我于一九四一年十月底到达重庆，在重庆上清寺康庄寓所见到冯玉祥先生，呈上孙桐萱的信，并汇报了孙桐萱的处境情况，冯先生亲笔复了信，并将信的内容告诉我说:“你回去告诉孙桐萱，他当前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整饬部队，爱护民众，努力抗日。只要积极抗日，部队牺性了也光荣，孙桐萱牺牲了也是抗日英雄，万古留名，此外别无出路。”临行前冯先生在一张练习书法的方纸上，用毛笔给我亲笔画了一张“老汉骑驴”画，并在画上题了上述的六句打油诗。题诗后，给我解释说:“人家骑着大马(指蒋介石)，我自愿骑这小驴，日本鬼子不打走，骑大马也好，骑小驴也好，都是亡国奴。只要大家齐心努力，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不当亡国奴，那时我们回家种地也高兴!”冯先生对我当面解释训教时，我有感于冯先生的抗日壮志和爱国主义精神，想到祖国大好山河，亿万人民惨遭日寇践踏杀害之情，曾经流泪不止。迄今思之，仍深痛感!
一九四二年二月我带冯玉样先生的复信及墨画由重庆回到河南洛阳。因黄河铁桥被破坏，日寇一时打不通平汉路。郑州难以长期固守，被迫退出郑州，郑州暂时处于稳定状态。汤恩伯看一时消灭不了第三集团军，又看把守河防是个发大财的大好时机，就以整训为名，将第三集团军调至宜阳，汤军接了河防。这事我在重庆时已听到了。因此，我到洛阳下车，火车刚停，国民党军统局河南的科长王土庆即将我挟持到洛阳一旅社(平原旅社)。王问我:“你从重回来都带些什么?”我打开皮包将冯玉样、贺耀组、张之江给孙桐萱的三封信及冯先生给我画的老汉骑驴画拿出来让王看，王说:“还有别的东西吗?”我说:“没有了。你不信可以搜!”我即解扣，王说:“我相信你。”没有搜查，即让他的随从将件内容及冯先生的画和题诗全行抄录下来。将原稿交还我时并成胁我说:“见到孙桐萱不要说我们查抄的事，以后有事与你无关，否则你要负责。”以后我得知，冯玉祥先生在抗战争时期虽名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实际上一点权力也没有。由于冯先生主张积极抗日，他的夫人李德全又是进步的爱国民主人士，在重庆经常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有来往，冯先生的子女有的是共产党员，在五原誓师前他又去苏联考察过，因此蒋介石对他早有戒心。名为军委会副委员长，实际上早就是军统特务机关监视的对象。
一九四一年我去重庆晋见冯先生的往返行止，也早在军统特务们的掌握之中。由于这些原因，我从洛阳回到洛阳见孙桐萱，交了冯玉先生写给他的信，并将在洛阳遭到军统特务搜查的情况，如实作了汇报。然后我说:“总司令!我要回郑州去给基督教会办学，你这我是不再待了。”孙劝我回登封为他办桐萱中学。并说现在各师要成立政治部，我已向重庆军委会电保你担我部第二十师少将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我说，谢谢总司令的好意，但这是不可能的。我是个挂了号的反蒋黄埔生，军委会决不会批准我担任军职的。孙桐萱让我等一等。十多天后重庆军委会的批复电回来了，电文中委派黄埔三期学生姚采勋为二十师少将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委派我任二十师政治部上校副主任。这时我对孙桐萱说:“姚是介石的皇牌追随者，我决不能在这里任职，如继续待下去，将会出现问题。”孙桐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允许我离开，前去郑州基督教会工作。我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到郑州担任基督教国际救济会难童职业学校和圣德中学校长。我走后六个月，孙桐萱就被蒋介石的军统局逮捕，用飞机押送到重庆“土桥监狱”拘留。第三集团军番号撤销，部队改编为第十二军，由原八十一师师长贺粹之担军长，划归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图军指挥，以后受到蒋介石、汤恩伯的残酷迫害直到消灭。
一九八三年我在北京碰到一位与孙桐萱有关系的刘建增同志，据他说:解放时，孙桐萱才被解放出狱。后到首都北京，蒙周恩来总理接见，安排在“政务院”任参事。一九七八年在北京病故。《人民日报》报导过为孙桐萱举行的追悼会，称他在抗日战争中有功的消息。
抗日战争终于以日本投降结束了，但蒋介石阴谋破坏国共和谈发动内战，冯玉样将军不参与祸国决民的内战，坚决走造福人民的另一条道路，毅然弃官出洋，实践诗中“只要打走日本鬼，不论如问都欢喜”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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