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賀子珍的婚姻是中國革命史上最令世人矚目的紅色婚姻之一。二人1927年10月相識相知、1928年相戀結合。他們的婚姻生活歷經十年之久。這十年，恰恰是中國革命最艱苦的十年。這十年，毛澤東歷經了政治上的起起落落，在他最艱難的時期，賀子珍始終伴隨著他，同生共死，不離不棄，相濡以沫，共同面對政治上和人生中的風風雨雨。這十年，賀子珍還“年頭一個年尾一個”地為他生了十個孩子，在極其惡劣的戰爭環境中盡著為人妻為人母的責任。也是這十年，賀子珍的精神和肉體承受了太多的傷痛：與父母和兒女生離死別，慘失弟弟，艱苦條件下頻繁生育帶來的病痛，還有長征中因敵機轟炸為掩護戰友留下的十幾塊常讓她陣陣作痛、刺激神經的彈片……堪稱一對革命患難夫妻。艱險的長征途中尤甚：榮辱與共、艱苦相依、感情篤深。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率紅軍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揮師南渡烏江，威逼貴陽，日夜兼程，很快來到滇黔交界的盤縣境內，再往前走，就將進入雲南省境。只要北渡金沙，紅軍就可以突破敵軍的重重包圍、扭轉被動局面了。就在這時，一場意想不到的災禍降臨到他的妻子賀子珍頭上。
1935年4月23日，紅軍總衛生部休養連來到盤縣一個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時分，天空響起了嗡嗡的飛機聲，警衛員吳吉清急忙讓賀子珍隱蔽，但她不顧個人安危，組織安排傷員隱蔽。就在這時，敵機投下了炸彈。賀子珍頭上、胸脯上、臂膀上，到處鮮血涔涔，倒在血泊中。經醫生檢查，發現她身上17處負傷。賀子珍甦醒後，對大家說：“我負傷的事請你們暫時不要告訴主席。他在前線指揮作戰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請你們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裡，將來革命勝利了再見面……”說完，又昏迷過去。
目睹此狀，大家十分難過，特別是毛澤東專門派來負責照顧賀子珍的警衛員吳吉清焦急地問：“怎麼辦？怎麼辦？”戰友們一面急忙把血泊中的賀子珍抬上擔架，一面急派騎兵飛奔紅軍總部，通知毛澤東。
不一會兒，村外傳來急促的馬蹄聲。身披大衣、一臉風塵的毛澤東一跳下馬，就快步走到賀子珍的身旁，彎下腰仔細端詳著不省人事的妻子，拉著她的手連呼：“子珍！子珍！……”想著妻子在革命中經歷的種種磨難，這位叱吒風雲的紅軍統帥不禁輕輕捧著賀子珍的頭，抽泣起來。
時光流轉，世事難料。1937年8月同毛澤東負氣訣別遠赴莫斯科、1939年正式與毛澤東徹底分手的賀子珍，因倍受異國煎熬而於1947年在老戰友王稼祥夫婦和羅榮桓夫婦的幫助下，並經毛澤東同意，帶著岸青、嬌嬌（即李敏）回到闊別十年的中國。回國後的賀子珍，先是住在哈爾濱，後因身體原因借住在哥哥賀敏學上海家中。陳毅從上海市長崗位赴京上任後，安排她住進了自己在上海的住所——湖南路262號。後來，賀子珍在此住了近30年之久。
1948年，在妹妹賀怡的建議下，賀子珍和嬌嬌分別用中文和俄文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賀子珍在信中說，我已經回到中國了，身體不太好，還在休養，並參加一些工作。在蘇聯的日子，比長征還要苦。最後她感謝毛澤東對自己母親和妹妹的照顧。毛澤東沒有回信，只是給嬌嬌拍了一封電報。一個月後，毛澤東派人把嬌嬌接到了北平西山，讓她在自己身邊生活、讀書。
1950年，毛澤東給賀子珍回了一封信：“嬌嬌在我身邊很好，我很喜歡她。望你保重身體，革命第一，身體第一，他人第一，顧全大局，多看看社會主義建設。”顯然，賀子珍要回到毛澤東身邊的願望不可能實現了。由於對毛澤東的思念有增無減，女兒又不在身邊，賀子珍承擔的壓力越來越大了。
1954年的一天，賀子珍在上海賀敏學家中休養。她偶然打開了收音機，聽到了毛澤東洪亮的聲音正在宣讀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開幕詞。賀子珍頓時呆住了。毛澤東的聲音對她的刺激太大了，她終於崩潰了。廣播播了一遍又一遍，她就聽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第二天，嫂子李立英才發現她僵坐在椅子上，已經神志不清。收音機開了一夜，也燒壞了。
獲悉賀子珍病倒的消息，毛澤東在女兒李敏面前第一次流下了淚水。真乃“一日夫妻百日恩”呵，更何況二人曾經同甘苦、共患難了十年！他馬上託李敏給賀子珍帶去了一封信，要她遵醫囑治療，按時服藥，不要抽那麼多煙。毛澤東的關心勝過任何良藥，痴情的賀子珍聽了毛澤東的話，身體很快就得以好轉。
之後，李敏就成為了家庭的“特命全權大使”，來往於北京、上海之間，充當起父母情感交流的“星空鵲橋”。對女兒的每一次探母之行，毛澤東都要親自為她打點行裝，備好各種北京的土特產。同樣，每次回京，賀子珍也總是讓女兒大包小包地捎上毛澤東當年愛吃的時鮮蔬菜。
為負傷的親人流淚，為分手了的前妻之病痛煎熬落淚，彰顯了毛澤東有血有肉、兒女情長的感人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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