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代的社會，已經跨入了鐵器時代，農業生產工具相應地得到了巨大 的改善，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導致了春秋時代的社會變化。
首先是經濟的變革，引發了政治結構上的極大動盪。以周天子為天下共主的政治地位被動搖，周王室日趨衰落。而以諸侯、卿大夫為代表的新興力量卻迅猛崛起，他們利用各種機會擴充自己的實力，直欲問鼎天下，逐鹿中原。
社會的動盪，直接影響了春秋時代思想領域上一系列的變化，主要表現為對商周以來天命觀的修正和發展。由於周天子已無力支撐天下，因此探討天命的人轉為各諸侯國的國君及賢卿大夫等。
時代的變化，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也凸顯出來，人們對人的價值的思考也更為深刻，這些都為個體人格的形成開拓了一個新的天地。
春秋時期，西周傳統天命觀雖然受到挑戰，但人們依然強調天帝依據人的善惡主宰人的存亡禍福，這種對傳統天命觀的延續集中表現在“國之存亡，天命也”、“天道無親，唯德是授”、“天道賞善而罰淫”、“神福仁而禍淫”的一些話語中。
這一時期的各諸侯國，繼承了西周的天命觀，基本上都能將國之事業成敗與德緊密相聯。
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魯莊公對出兵問題表現得非常理智，根由是以德為行為的標準。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宋人伐曹，子魚認為國君應以文王為範，在戰事上以德為主，不要急於求成，並勸君退兵內省，待德厚再動。
西周時給予人王的天命為何會下移至卿大夫之身呢？
由史料可知，人王天命的變化從夷王即已開始。
《禮記·郊特牲》：“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說明夷王始已漸失德，不為諸侯所重。 至於厲王，據《周語》記載，自身好利，並任用好利的榮夷公作王朝卿士，執掌大權。人民苦不堪言，於是“國人謗王”，厲王不反躬自悔，卻變本加厲，用衛巫監督人們的言行，若有非議者，即處以極刑。“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
厲王的不德，結果是人民行動起來，把他從王座上趕了下來。也足見“國人”和“萬民”的力量，這也是普通民眾顯現其價值的明證。
厲王之孫幽王，是一個肆意掠奪、善惡顛倒的天子。“人有民人，汝復奪之。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復脫之。”
他所任用的卿士沒有一位是國之善人，結果是“至於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在申、繒和犬戎的聯兵進攻下，幽王兵敗被殺於驪山之下。
至此人們意識到人王是難以久保他們的德風的，所以人們不再把對德的要求僅僅集中在天子的身上。同時，天命也不是唯一隸屬於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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