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茲特克神話裡創世鱷魚Cipactli長出玉米耳朵
圖片來源：mexicolore.co.uk
摘要：玻利維亞的水權運動和墨西哥的玉米運動告訴我們，在新自由主義不斷將生活必需品商品化的過程中，不同階層、種族、城鄉背景下的人們，出於相同的文化信仰、傳統習俗、共同體認同、民族和國家身份認同，可以形成廣泛的同盟，共同抵抗市場化的侵襲，捍衛本地的文化與社區。
2000年1月，成千上萬名玻利維亞民眾湧上街頭，抗議政府將科恰邦巴（Cochabamba）市的水資源私有化。與以往的社會運動相比，這場“水權運動”具有一個突出的特點：抗議者不是來自某個單一的社會群體（如工人、農民、中產階級），而是由不同階級、不同種族的民眾組成的聯合陣線。他（她）們跨越了不同群體間的社會區隔，組成了“飲水與生命聯盟”，採取了佔領廣場、封鎖道路、全市大罷工等集體行動，共同反對跨國公司壟斷科恰邦巴的水資源，要求政府保障民眾的用水權。
玻利維亞水權運動領導人之一的奧利維拉表示：“跨國公司想把每樣東西都導入市場。對本地人來說，水並不是商品，而是公共財產。”在經歷了4個月風起雲湧的社會抗爭後，玻利維亞政府不得不作出讓步，宣佈對科恰班巴的供水系統重新國有化。
玻利維亞水權運動 圖片來源：Los Tiempos
無獨有偶，墨西哥也經歷了因生活必需品被過度市場化而激發的社會抗爭。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實行，墨西哥的玉米價格越來越受到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2006年底，玉米價格大幅度上升激發了民眾的普遍不滿，一場“玉米抗爭”應運而生。與玻利維亞的水權運動相似，這場玉米抗爭也促進了民眾間形成超越城鄉壁壘、階層隔閡的團結行動：不僅工會團體和農民組織採取了聯合行動，甚至一些以前沒有被組織起來的民眾，如家庭主婦、家政工人、商人等也加入了這場行動。2007年1月，農民開著拖拉機、工人和城市居民從各地乘坐巴士紛紛來到墨西哥城的中心廣場舉行集會。迫於民眾壓力，墨西哥政府快速做出反應，採取措施調整玉米價格。
為什麼兩國的“水權運動”和“玉米抗爭”能形成如此廣泛的民眾基礎？為什麼來自不同區域、不同階層背景、不同種族的群體能夠組成反對生活必須品過度市場化的聯合戰線？美國學者Erica S. Simmons的新書《有意義的抗爭：拉丁美洲的市場改革與社會抗爭的根基》（Meaningful Resistance: Market Reforms and the Roots of Social Protest in Latin America）為我們剖析了上述問題。Simmons是威斯康辛-麥迪遜大學政治學和國際研究的助理教授，本書是基於她的博士論文完成的，並獲得了拉丁美洲研究學會2013年的馬丁·迪斯金論文獎（Martin Diskin Dissertation Award）。
本書通過分析玻利維亞和墨西哥的“水權運動”和“玉米抗爭”，探討了水和玉米在物質生活和文化意涵層面對兩國民眾的重要性，展現了它們與當地共同體的建構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繫。作者指出，對重要的生活必需品的過度市場化會深刻地影響當地社區和文化認同，從而引發民眾的普遍怨恨和集體行動。本書也為我們瞭解在新自由主義背景下，社會民眾如何反對將生活必需品過度商品化提供了新的視野。
科恰班巴的“水戰爭”：
“水不是商品，而是公共財產！”
科恰班巴是玻利維亞的第三大城市。由於地處高原、水資源稀少，基層民眾一直面臨用水困難的問題。1997年，陷入財政困境的玻利維亞政府為了獲得世界銀行的貸款，只好接受世界銀行的要求，將科恰班巴市的水務私有化，引入跨國公司Aguas del Tunari。該公司在接管科恰班巴的水務系統後，立刻將自來水的價格提高30%-50%，有的地區水價甚至上漲100%。
更為雪上加霜的是，1999年，玻利維亞政府通過2029號法令，導致跨國公司壟斷所有的水資源：公司不僅取得了科恰班巴市自來水的所有權，甚至擁有公共井水和私人井水的所有權。因而，村社的井水也需要安裝水錶以支付水費，甚至連儲存雨水也需要得到批准。
上升的水價嚴重加重了居民的生活負擔，當地民眾平均月收入只有100美元，卻需要支付每月不低於20美元的水費。不僅如此，跨國公司對水資源的壟斷嚴重威脅了當地的居民的共同體和文化認同。Simmons指出，水的使用與當地社區和文化習俗息息相關。例如，長期以來，科恰班巴的農民在從公共水渠引水灌溉田地，會遵照約定俗成的慣例，例如祈禱、感謝土地母親、按照一定的儀式打開和關閉取水孔、尊重他人的用水權等等。
抗議橫幅上面寫著：“滾走！Aguas del Tunari”
此外，對水的使用、管理、維護也增強了地方共同體的內部紐帶和組織能力。同時，取水點常常是當地的一個公共空間，居民可以在該地進行面對面的日常互動。作者認為，這一套日常的用水儀式、管理制度和日常習慣有利於構建“日常共同體”（quotidian communities），即通過社會成員面對面的日常互動和聯繫而建構成的集體。
Simmons強調，水和日常共同體之間的關聯是我們理解玻利維亞水戰爭的關鍵。值得注意的是，參與抗爭的一部分群體屬於比較富裕的階層。與底層民眾相比，他們的用水權和日常生活並沒有因為水費漲價而受到威脅。但是，跨國公司對地方水權的壟斷影響了地區共同體的紐帶和運作，從而激發他（她）們加入抗爭隊伍。
此外，抗爭的過程中也會形成“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即通過對共同文化、歷時、習俗等認同而形成的集體。在水權運動中，一句常用的口號是“水屬於科恰班巴人民！” 在這一論述中，“科恰班巴人民”的集體身份不斷被強調，有助於居民團結一致，共同抵制跨國公司對居民用水權和共同體的侵犯。
墨西哥的“玉米抗爭”：
“沒有玉米，就沒有墨西哥！”
在墨西哥，玉米不僅僅被視為一種普通的食物，而且是墨西哥歷史、文化和墨西哥人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玉米的發源地，墨西哥種植玉米已經有數千年的歷史。在阿茲克特文明和瑪雅文明中，都有“玉米神”存在。在瑪雅神話中，人的身體就是用玉米做成的，墨西哥人即是“玉米人”。在傳統村落中，玉米磨坊通常設在村鎮中心，方便家家戶戶磨玉米粉，因而磨坊也成為人們日常互動的主要場所之一。
在當代社會，來自農村和城市地區的墨西哥人仍會慶祝與玉米有關的節日，市政府和城鎮會組織有關慶祝活動，鄰里群體和家庭則會在一起分享用玉米烹飪的食物。同時，玉米和玉米粉做成的薄餅仍然是墨西哥人的主要食物之一，深刻地影響了民眾的日常生活。不僅如此，玉米文化還潛移默化地塑造了墨西哥的社會組織。例如，在玉米的種植和收穫過程中，通常需要農民間的互助和協作，這種互換勞動的方式也培育了地方共同體的形成。因此，與玻利維亞社會中水的作用相似，玉米也是建構墨西哥“日常共同體”和“想象共同體”的重要媒介。
圖片來源：goodfoodmexico.com
但是，墨西哥的玉米文化也受到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侵襲。1992年，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使得該國玉米價格日益受到國際價格的影響，出現大幅波動。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通過高額農業補貼壓低玉米價格並向墨西哥傾銷玉米，導致墨西哥的玉米價格一度大幅下跌，大量墨西哥小農破產、甚至自殺。相反，在2006年底，由於芝加哥期貨交易所上玉米價格大幅上漲，墨西哥國內玉米餅的價格也相應快速攀升。在短短几周時間內，一些地區的玉米餅價格從每公斤約7比索上漲到15比索。玉米餅價格暴漲增加了墨西哥居民的生活負擔，也引發了社會團體的快速回應。城市的工會團體和農村的農民組織率先組成同盟，共同反對玉米餅價格上漲，要求政府進行干預。隨後消費者組織、主要政黨、家庭主婦、商人等也紛紛加入抗爭群體。
墨西哥的“玉米抗爭”，抗議橫幅上寫著：“沒有玉米，就沒有墨西哥！”
與玻利維亞的“水權運動”相似，玉米抗爭不僅吸引了底層民眾的參與，也吸引了中產階層甚至是部分富裕階層。作者認為，這是因為玉米價格的上漲不僅不僅會影響民眾的物質生活，而且會威脅他（她）們的國家身份、民族主義情感和當地的共同體，因而激發了墨西哥民眾的普遍怨恨和團結行動，促成了具有廣泛民眾基礎的社會運動的出現。在玉米抗爭的過程中，民眾打出了“沒有玉米，就沒有墨西哥！”的口號，說明民眾捍衛的不僅是玉米的食用權，也是與玉米相關的家庭傳統、民族文化和國家自主性。
水權運動和玉米抗爭的經驗告訴我們，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市場改革在不斷加深生活必需品商品化的程度。盲目的市場化進程不僅會威脅民眾的日常生活，特別是底層群體的基本生活，而且會損害民眾文化傳統、地方習俗和國家認同，對社會有機體造成傷害。
與此同時，反對生活必需品過度市場化的抗爭已經成為第三世界國家社會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階層、種族、城鄉背景下的人們，出於相同的文化信仰、傳統習俗、共同體認同、民族和國家身份認同，可以形成廣泛的同盟，共同抵抗市場化的侵襲，捍衛本地的文化與社區。這一基於廣泛民眾基礎的社會抗爭的出現是遏制盲目市場化的關鍵。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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