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圓籙(約1850~1931)，祖籍湖北麻城縣。本人出生在陝西，因家鄉連年災荒，生活所迫，出外謀生，流落於酒泉。在此期間入道修行，人們稱他為王道士。後雲遊敦煌，登三危山，發現莫高聖境，感慨萬千，急呼"西方極樂世界，乃在斯乎"。所以他長期居留於此地，奉獻了他的後半生。
王道士走進莫高窟的時間大約在1892年左右。當時他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聖寶窟無人管護，一片殘破，受到嚴重的自然和人為的破壞，一種強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覺自願擔當起了"守護神"的重任。他四處奔波，苦口勸募，省吃儉用，集攢錢財，用於清理洞窟中的積沙，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費了近兩年的時間。
可以說，無論什麼人發現藏經洞都是一種貢獻，都是一個了不起的重大發現。因為藏經洞的發現就預示著"敦煌學"的產生。王圓籙發現了藏經洞同樣有功，而不能視為過錯。至於有人說應該在某個時代發現合適，那純粹是一種主觀主義的一廂情願。
藏經洞發現之後，王道士盡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首先，徒步行走50裡，趕往縣城去找敦煌縣令嚴澤，並奉送了取自於藏經洞的兩卷經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引起這位官老爺的重視。可惜的是這位姓嚴的知縣不學無術，只不過把這兩卷經文視作兩張發黃的廢紙而已。
1902年，敦煌又來了一位新知縣汪宗翰。汪知縣是位進士，對金石學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縣報告了藏經洞的情況。汪知縣當即帶了一批人馬，親去莫高窟察看，並順手揀得幾卷經文帶走。留下一句話，讓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經洞。
兩次找知縣沒有結果，王圓籙仍不甘心。於是，他又從藏經洞中挑揀了兩箱經卷，趕著毛驢奔赴肅州(酒泉)。他風餐露宿，單槍匹馬，冒著狼吃匪搶的危險，行程800多里，才到達目的地，找到了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臺廷棟。這位廷棟大人瀏覽了一番，最後得出結論:經卷上的字不如他的書法好，就此了事。
1907年，斯坦因到來，他通過宗教精神的交流將王道士俘虜了。斯坦因說:"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對面新建涼廊上的繪畫有顯明的證據，所畫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傳說……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國話向王道士述說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著他的足跡，從印度橫越峻嶺荒漠，以至於此的經過，他顯然是為我所感動了。"
當時王道士把經卷賣給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長達7年的時間裡，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視，而且是逐級上報，但無人過問，致使他灰了心。二是為了完成他的宏願，清掃洞窟，修建三層樓，架設木橋。三是唐玄奘溝通了他們的思想，斯坦因這個探險家追求事業的精神感動了他。因此他雖則思想極為矛盾，極不願意外國人將這些文物帶走，但在無奈的情況下，也只好讓了步。
實際上，斯坦因正是使用這種卑鄙的手段騙取了大量敦煌文物。
當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傳於全世界之時，當朝命官這才懂得了其重要價值，但他們不是考慮如何地保護它，而是千萬百計竊為己有。因此，一時間偷竊成風，敦煌卷子流失嚴重，這是敦煌卷子自發現以後最大的劫難。1910年清政府作出決定，把剩餘的敦煌卷子全部運往北京保存。在運送的路途中，幾乎每到一處都失竊一部分。
大量經卷的散失，曾經使王圓籙感到非常痛心，因為藏經洞是他發現的，多年來在他保管期間從未發生過無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奪，又如此貪心，使他感到極大的憤慨。所以，當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後，王圓籙對他說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話，《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是這樣記述的:"說到官府搬運他所鍾愛的中文卷子致受損傷，他表示後悔當時沒有勇氣和膽識，聽從蔣師爺的話，受了我那一筆大款子，將整個藏書全讓給我。受了這次官府的騷擾之後，他怕極了，於是，將他所視為特別有價值的中文寫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相關爭議
餘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認為王圓籙對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破壞是毀滅性的，並就此感到傷痛。然而此文在引證資料上有很大硬傷，在描述王圓籙的時候與歷史事實差距過大。此文稱藏經洞是王圓籙一人發現的，這與歷史不符，最早發現的是王圓籙的助手楊某。
胡適曾在演講中提到王道士時說，王道士一開始並不知道經卷的價值，最初以經卷能夠治病為由向附近居民售賣，把經卷燒成灰燼和水讓人吞服。這裡的說法與之後王道士低價賣出經卷給斯坦因可以銜接，說明王道士一開始對文物價值一無所知。
縱觀王道士的一生，童年與少年和青年時代都是在飢餓與悽楚中渡過，中年浪際天涯，無奈在兵營偷生，又沒有辦法蓄髮為道，雖然後來在莫高窟風雲一時，但是終歸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並不是積功積德的事情，洋人們最終還是一次次地欺騙了這個精明的湖北佬，特別是受到了當地老百姓的唾罵。當地老百姓可以把華爾納從敦煌趕跑，那就同樣可以把出賣了藏經洞寶藏的王道士逼瘋，事實上王道士晚年確實瘋了，或至少是因為他的罪行而不得不靠裝瘋賣才度過晚年。陳萬里在《西行日記》1925年5月26日條中記有華爾納第二次敦煌考察事時有記：“千佛洞分上、中、下三院，下院為盜賣古物已十餘年之王道士所居。二十日在月牙泉席上，據說王已得精神病。此次往遊千佛洞時，聞餘等至，即趣避他往。詢之廟祝，亦謂精神尚好，則前日之傳言有精神病者，或冀免官廳之懲辦歟？”另外，1926年12月26日華爾納給斯坦因寫的信中說到：“只能找到一絲真實的影子，那就是我曾經給王道士贈送了一點銀錢，只有75兩，可是這個數字也被誇大到10萬銀圓，村民們因此去找王道士，要求和他分享這筆錢。王道士當然拿不出這筆現金來，於是村民們就以死來威脅他。王道士只能裝瘋賣傻，才躲過了這場災難。翟蔭去敦煌的時侯，隨身帶著我過去的翻譯員，這位翻譯員在前一次隨我訪問敦煌時對王道士極為友好。但是此時王道士竟然不認他，躲得遠遠的！”王道士晚年之悽慘景象，與此可見。
藏經洞自1900年發現，至今已有百餘年的歷史了。王道士苦守莫高窟30多年，把畢生精力奉獻給了本不屬於他的聖地，辭世也已多年了。如今，莫高窟一片興旺，敦煌學遍及全世界。我們要看到，王道士是一位平平常常的道士，但他的人生經歷並不平凡。他是個文盲，在他的一生中不僅與普通百姓經常接觸，而且與不同階層的官員也打交道。不同尋常的是，他與斯坦因、伯希和這樣著名的學者周旋時，不卑不亢，處事有序，實在不容易。作為一個人錯誤是難免的，但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以好與壞這樣極端的詞語評價一個人，功就是功，過就是過，功過是非應該明確。王圓籙是一個很平凡的人，我們不能以一個完人的標準去審視他。如果站在歷史的角度去看待歷史問題，或許才能得出客觀公正的評價。
其實爭議是在所難免的，但是歷史不能倒流，王道士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任何事情都要放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去看待，姑且假設換做自己是王道士的位置上時，又會做怎樣的決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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