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業、藝術當然存在矛盾，但甯浩也相信兩者結合的力量。他說：“我覺得周星弛就是藝術性與商業性兼備的。”《我不是藥神》也存在這種矛盾與結合，而且更為激烈。
- 《我不是藥神》是現實主義題材的電影，有一個強大的內核。然而，它從冰冷的現實問題出發，在建構故事的過程中，逐漸從現實主義的方向偏離。它過於關注故事，經不起過多的讚美和討論。
王傳君飾演呂受益的與兒子
創作《我不是藥神》時，導演文牧野曾多次拿《辛德勒的名單》舉例子。劇本有一個關鍵性的改動：現實中的陸勇是白血病患者，而影片中程勇是個健康的人。這個改變的理由很充分：奧斯卡·辛德勒是納粹，所以他拯救猶太人的故事才有力度。
在挑選群演時，導演的要求很嚴格，要產生“奧斯維辛集中營中猶太人的狀態”，一種“求生的渴望”。
《藥神》成功了。
在2018年的7月，《我不是藥神》的上映產生了爆炸般的效果。票房數字飛速跳動，截止7月16日，累計票房超24.7億。口碑更是驚人的好，豆瓣9.0分，觀眾壓倒性的讚美，以及黑壓壓的媒體報道。伴隨著的還有一些宏大的、似是而非的詞語：類型片，現實主義，好萊塢，韓國電影……
文牧野的名字出現在公眾視野中：一個年輕的85後導演，此前沒單獨拍過長片；他背後的甯浩和徐崢，是如今中國電影的中堅力量；還有“藥神”原型陸勇，曾引發關於法律和生命倫理兼得的大討論。
黃毛
關於《藥神》的討論也從電影迅速擴散到社會話題，知識產權、平價藥、生命權、醫保制度……，最終又返回到《藥神》電影本身，矛頭直指所謂的“現實主義”。
作為一個健康人，程勇冒著坐牢風險去走私印度仿製藥，他的動機是否真的成立？兩大“反派”，設置為跨國公司瑞士藥廠和被資本脅迫的警察，目的又是什麼？電影秉持的社會現實主義，到底有沒有反映真問題？
《藥神》的內部或外部充滿了激烈而複雜的摩擦力，包含著諸多互相否認、衝撞和撕扯的元素、特徵和話語，並以一種模糊曖昧的方式展示或掩蓋。而回到這部電影的誕生和創作，也許能找到《藥神》票房大爆和它背後的秘密。
兩代導演
源自於甯浩的：一切沒什麼意義
似乎一切源於甯浩的《瘋狂的石頭》。
2006年《瘋狂的石頭》上映，票房只有1300萬。但在那時，每條街上賣盜版碟的小攤上，《石頭》的DVD一定擺在美國大片前面。全國的每一個大學生宿舍，在滿是灰塵的電腦機箱的硬盤裡，幾乎都有一部《石頭》的AVI或是RMVB文件。
“牌子，班尼路。”
《瘋狂的石頭》劇照
黃渤那時還籍籍無名，他用青島話喊出了這句臺詞。班尼路是《石頭》的投資人劉德華代言的牌子，甯浩似乎是出於好心。然而，這個在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開著旗艦店的民族服裝品牌，就隨著這一句臺詞倒塌了。
影片開場，有一句神奇的臺詞：“我叫謝小盟，叫我查爾斯好了。”
簡直不可理喻，一句臺詞，整個人物都出來了。《石頭》幾乎是導演甯浩個人的勝利。在《無極》或《滿城盡帶黃金甲》的年代，甯浩給中國電影帶來了寶貴的不一樣的東西。
12年後，在接受《貴圈》採訪時，甯浩清晰地說：“拍電影沒什麼意義。”他從來沒覺得電影是他必須的工作，個體並不重要。
“每個人的意義都是最終走向死亡，沒什麼意義。人類的意義就是也沒多大意義。人類會發展下去嗎？是個問號，鐵定會嗎？鐵定不會。憑什麼會啊？哪個物種沒消失呢？你就覺得你那麼幸運？”甯浩說。
說這話的時候，甯浩的身份是一位導演，藝術創作者。這是一個標準的、教科書式的後現代表達，像是一個文學青年脫口而出的話。甯浩說：“拍電影是消磨掉你這一生的一種方式。”
甯浩對這種哲學立場的描述也是標準的、甚至像學院裡的陳詞濫調：“後現代就是破碎的，一切都是破碎而沒有意義的……連人類的價值都是可疑的。”
作為導演的甯浩，經常向媒體講一個加繆式的故事。動物園裡的猴子們，每天都在搖晃一棵樹的樹枝，然後回到籠子裡，第二天繼續搖晃樹。
沒什麼意義，但還得搖晃。
在當下的中國電影環境中，這種創作觀念相當高級。它顯然來自甯浩的青年時代。那時，他在電影學院裡看了很多電影，好萊塢，歐洲藝術電影。但到了事業的黃金期，甯浩說，他不怎麼多看電影了。
“後來就越來越少地看了，就慢慢減少了。”甯浩告訴《貴圈》，他最近看了《喬布斯傳》，“挺好看的”。
後現代只是甯浩身份的一個側面，一個不那麼重要的部分。商業片要賺錢。他不可避免地會與現實世界摩擦、衝撞和妥協。結果，甯浩的電影作品不免每況愈下，《石頭》仍然是他最驚豔的作品，早年肆意嘲諷的靈氣逐漸消散，一點點變得沉重和俗氣，終於在喜劇片《心花路放》中徹底撒開了。
《瘋狂的外星人》
到了2018年，《我不是藥神》上映，這是甯浩 “壞猴子72變”新導演計劃的第二部面世作品。甯浩和壞猴子影業進入了一個事業高峰。不久前，甯浩的新片《瘋狂的外星人》獲得了28億保底發行，預計賀歲檔上映。
甯浩有兩個身份，導演、商人。他很通透。作為商人，他對電影市場有清醒的判斷力，作為導演，他也對電影、對人，有極強的審美能力。
甯浩電影事業成功源於兩個似乎對立的邏輯，一是商業邏輯，尊重工業，放下身段擁抱市場；二是美學邏輯，電影要好看，儘量拍好一些。要注意，這是真正有才華的導演才會糾結的問題。兩個邏輯最終達到了統一：商業主導創作。
甯浩說：“你都不掙錢，你都活不下去，可以說你這個藝術一點價值都沒有。”
“好的東西一定是極致的，要麼你就是在藝術上面特別到位，要麼你就是在商業性上特別到位。”
商業、藝術當然存在矛盾，但甯浩也相信兩者結合的力量。他說：“我覺得周星弛就是藝術性與商業性兼備的。”
甯浩對文牧野導演的《我不是藥神》很滿意。影片也存在這種矛盾與結合，而且更為激烈。
《我不是藥神》工作照
劇本核心人物的改動：確立成為商業片
《我不是藥神》開拍前，文牧野導演改寫劇本，花了兩年時間。
影片主人公的原型陸勇曾是“抗癌藥代購第一人”。他被逮捕後，受到他恩惠的數百位白血病患者聯名上書，懇求將他豁免，免於刑事處罰。最終，檢察院撤訴，陸勇被無罪釋放。
這個驚心動魄的事件不僅有傳奇性，也有高度的象徵性，它幾乎能告訴人們中國發生的所有事情。不誇張地說，陸勇的經歷足以讓鮑勃·迪倫給他寫一首長篇民謠。
2015年2月，編劇韓家女看到央視對“陸勇案”的報道，她還記得，那期節目的標題叫《救命的“假”藥》。韓家女寫完了《我不是藥神》的初版劇本，甯浩很欣賞。
接著，劇本到了文牧野的手裡。
前期籌備
文牧野是甯浩壞猴子影業“青年導演計劃”的簽約導演。簽約時，文牧野只拍過幾部漂亮的短片，算是三無導演：無經驗，無人脈，無資源。當時，簽約名單裡最引人矚目的名字是陸陽。拍了一部《繡春刀》的陸陽在業內備受關注，《繡春刀2》也是當時“七十二變”計劃裡最受媒體和業內關注的電影。
文牧野導演出身書香門第，父母都是大學老師，他卻是個“學渣”，高考大學只考了200多分。畢業後，他當了北漂，決心考北京電影學院的研究生。他的決心很強，一考就考了四年，終於考上北電的導演系，成了田壯壯的學生。
《我不是藥神》的劇本寫作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那時，文牧野採訪了很多白血病病人，也經常去醫院觀察，呼吸生死之間的空氣。
“環境也不能說是死寂，大家就是都挺正常的，也沒有哭，在裡面看電視、吃飯，剩下的不幹嘛，但經常會出現腸排異、胃排異之類的反應，那就很慘了。”
病人們早已身處絕境。文牧野找到了一種合適的敘事方式，他不想把病人當病人。“一個寫病人的片子，最怕的就是寫苦。”文牧野說。
徐崢飾演程勇
在劇本寫作的過程中，故事逐漸脫離了原型人物，陸勇變成了程勇，白血病患者變成了滑稽而尷尬的印度神油店老闆，一個東北氣質十足的上海人。
之前“怎麼改都不舒服”，直到把程勇變成普通人。文牧野說：“一下子就通了，都順了。”
這種核心的改動讓故事面目全非，甯浩最初並不認同這種設定。於是，文牧野說起了《辛德勒的名單》，來證明自己的正確：“如果辛德勒是猶太人，他救猶太人不是應該的嗎？只有辛德勒是納粹，他救猶太人，這個人物的變化才足夠漂亮。”
改動是為了戲劇性張力，讓人物弧光更強。同時，文牧野導演認為，一個健康的人讓“觀眾離角色更近”。就這樣，一個商業片的劇本最終成型。
編劇通常是國產電影最薄弱的一個環節。當一個項目面對市場時，劇本並不是一個主要的變量。而劇本卻是《我不是藥神》最強的一個部分。可以說，劇本改好的時候，電影已經成型了。
徐崢是《藥神》的主演。當聽說這部電影由文牧野執導時，徐崢有些懷疑。他問甯浩：“你說他好，你怎麼證明他好呢？”
甯浩把文牧野改了兩年的劇本丟給徐崢，徐崢看完劇本後，馬上表示：“淚目了，什麼時候開拍？”
文牧野導演
深思熟慮的導演：他擁有一切權力
對《我不是藥神》的各種讚美中，往往都有一條，作品驚人的成熟，完全不像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導演拍的。
女主角譚卓也評價文牧野，說他成熟和專業：“向他提問的時候，他全都是有備而來的，做了非常充足詳盡的準備，自己對這個項目特別的清晰。”譚卓告訴《貴圈》，導演給她最深刻的印象是一切想得都很清楚，有一部完整的電影在腦子裡。
《我不是藥神》的執行製片人尹哲是甯浩的老搭檔，從《瘋狂的石頭》那時就在一起合作。他對文牧野的評價同樣極高：“我看完第一次粗剪，我覺得這個完成度簡直不太像一個所謂第一次拍長篇的導演的完成度。”
在尹哲看來，文牧野”穩準狠，很清楚自己要什麼”，而且深思熟慮，非常細緻。“到最後他精確到每一格，他會一格、兩格的調畫面，精確到這個程度。”
相比某些年輕導演，文牧野除了更加“深思熟慮”，還有另一個巨大優勢：甯浩充分放權，讓文牧野擁有真正的權力，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涉。甯浩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們既然選擇了文牧野，把一個導演該擁有的權力都給他。”
現場工作照
在《藥神》的拍攝期間，甯浩只去了片場3個小時，客串了程勇的房東，一個小角色。像斯坦·李或希區柯克一樣，他要在自己的電影裡露個臉，蓋個章。
製片人王易冰告訴《貴圈》：“一般我們在主創、攝影、美術、剪輯這些人員配置上會推薦和建議，但還是尊重導演的選擇。因為創作是一個非常個人化的東西。你給他找一個特別大的腕兒，但是他們合不來，沒法交流，反而會對電影有反作用。”
甯浩、徐崢搭建了一個高效的創作環境，這樣一來，文牧野導演不用在無關的工作上分神。
在21世紀初，甯浩初入行的年代，導演要為各種瑣事操心。在他看來，團隊的職位、職責細分是電影工業進步的標誌。甯浩回憶道：“我就特別不喜歡操心那些電影之外的事，但是那不是沒辦法嗎？”
在甯浩、徐崢的幫助下，《藥神》的團隊組建起來。徐崢推薦了自己的上海老鄉王傳君來演呂受益，王傳君二話不說，跑到醫院去觀察病人，觀察了一個月。
甯浩把自己多年的老班底分享給了文牧野，他還請來朱琳擔任《藥神》的剪輯。朱琳師從孔勁蕾、曾參與過婁燁《推拿》剪輯。
尹哲說：“72變是個做實事的一個計劃。我們有製作經驗了，我們知道這些青年導演最需要什麼。”
《我不是藥神》假藥販子張長林
在片場：把自己完全投入角色的創作者
《我不是藥神》採用了相當奢侈的拍攝方式：開機兩週前，主要演員全部進組，開始圍讀、排練。文牧野堅持這一點，他不能接受一個演員下飛機到片場就開始演戲。
作為電影的監製、男主演和全劇組最大的明星，徐崢是劇組的“老大”。他的高度配合，對整個團隊起到了很好的示範作用。在開機前的排練階段，一到約定的時間，徐崢就會端著一個保溫杯，主動招呼著大家去排練。
徐崢很敬業。為了體驗生活，在開拍前，他總到成人用品店裡閒逛，跟店主聊天，觀察他們的工作狀態。開機時，徐崢已經把成人用品店的進貨渠道都摸清了。
尹哲去劇組的時候，現場各部門已經井井有條。他有些感慨：“當年我們拍《石頭》的時候，整個劇組就還挺隨性的。但是《藥神》片場特別有秩序，覺得文牧野掌控力特別強，根本就不像一個剛開始拍長片的導演。”
徐崢幫了很大的忙。王易冰表示：“文牧野要求高，大家也配合，但是這種配合離不開徐崢。徐崢在片場起到了帶頭作用，他不僅按要求進組，而且拍攝期間一共只離開了劇組兩三天，還是因為家裡老人過生日。”
最終，演員們通過各種方式，進入了最佳狀態。
譚卓
開拍前，譚卓練了一個半月鋼管舞。有一種鋼管是可以自轉的，比較容易，也更省力，但是沒辦法做出漂亮的動作。為了有好效果，譚卓堅持練難度更高的固定管，練到兩條腿都是淤青。
練習鋼管舞
扮演牧師的老戲骨楊新鳴天天早上去參加當地教會的活動，學習牧師的手勢，發音，天天練英語。而實際上，他的英語臺詞一共只有幾句。
牧師
開拍前，王傳君去醫院的白血病病房觀察了一個月，吃橘子的梗也是從白血病病人身上學來的。正式開拍後，王傳君為了減肥，每天跳繩4000個，後來增加到8000個，一共減了30斤，整個人形銷骨立。
病入膏肓的呂受益
拍上吊那場戲之前，為了突出角色病入膏肓的狀態，王傳君逼著自己兩宿不睡覺。等到了開拍時，整個人幾乎虛脫。文牧野回憶，那場戲他剛一喊停，王傳君就直接睡過去了，只好把他喊醒再拍。
文牧野是細緻而嚴格的。他喜歡“保一條”，就是過關以後再拍一條試試看。“所以我每次說保一條的時候，哎，那導演我跟你不一樣了，這個效果非常好。我後來發現我用的50%以上的鏡頭都是保一條之後的那一條。”
片場形成了很好的創作氛圍。尹哲表示：“文牧野導演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願意聽從別人的人，不管是監製，還是普通的工作人員，他都會認真地去聽和分析。”
《我不是藥神》經過8個月的漫長剪輯，終於上映。
瑞士藥企代表
《我不是藥神》背後：尊重規則，充滿矛盾
媒體與網友對《我不是藥神》的廣泛討論中，除了《辛德勒的名單》，還總是提到《達拉斯買傢俱樂部》或《辯護人》。這些都是了不起的商業片，但是，《藥神》要更加特別。
“符合群體需求的是商業性，符合個體特徵的是藝術性。”談到電影的商業性、藝術性時，甯浩導演這樣評價道。
這只是電影創作的一個角度。從另一個更近的角度看，電影的藝術性在於敘事與解構，而商業電影則關注故事主體及其意識形態的建構。從這兩方面看，《我不是藥神》是一部充滿了矛盾的電影。
印度開拍工作照
《藥神》是一部里程碑般的作品，製作水準遠超一般國產電影，是國產片的異數。然而，它仍是中國電影邏輯內部的產物，反射出國產電影的種種特徵。
《我不是藥神》是現實主義題材的電影，有一個強大的內核。然而，它從冰冷的現實問題出發，在建構故事的過程中，逐漸從現實主義的方向偏離。它過於關注故事，經不起過多的讚美和討論。
它是中國電影工業向好萊塢學習的產物，它成功的部分似乎都源於好萊塢的模式。《藥神》也包含種種套路：漫畫式的反派角色，精細的情節安排，巧妙的情緒引導，都帶有稍顯廉價的設計感。
也可以說，《我不是藥神》過於關注效果，弱化了藝術價值，如同文牧野導演要求戴口罩的病人演員產生“奧斯維辛”的效果一樣。其實應該關注白血病人，而不是奧斯維辛。在影片中，口罩病人與程勇分屬不同的階級，只是悲慘的、等待被英雄拯救的客體。這失去了一部分現實主義的力量。
《我不是藥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成功有很多基本的點。尊重電影工業的規則，一個精心打磨的劇本，一個知道要做什麼的導演，獨立的創作環境，成熟高效的團隊等。此外還有很多，比如商業性、藝術性的擠壓與妥協。
《藥神》像是一個新的起點，未來還需要探索。
現場工作照
在接受《貴圈》採訪時，甯浩說，他懷疑“外國人講故事的方式”。他認為歐洲電影那一套和好萊塢電影那套都不太可能是符合中國的。他說：“不太一樣的文化背景，就會產生不太一樣的文化類型。”
甯浩認為，中國電影會產生自己獨特的類型，一種特別的敘事方式。他暫時不知道這會是什麼樣的。《我不是藥神》顯然還不是。
年輕的導演文牧野說，《藥神》有很多遺憾。“故事可以寫得更好，拍可以拍得更好，演員的表演還可以再細緻，很多很多，所有的。”
文牧野不同意觀眾們把《藥神》看作中國版的《達拉斯買傢俱樂部》：“這個就是文化縮影的自卑感的一個體現。這個故事是中國人的故事。”
文牧野覺得中國人不應該有文化自卑。他說：“真正的榮譽感來自於自己的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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