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世达赖喇嘛”这一尊号是清廷册封的历代达赖喇嘛中最为复杂和混乱的。清廷自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正式册封罗桑仁钦.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以后，又于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册封巴噶曾巴.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其后又于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册封噶桑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
在这三位“六世达赖喇嘛”中，仓央嘉措尽管被描述为不守戒律的“风流法王”，但仍被广大藏传佛教信众承认为正统的“六世达赖喇嘛”，而巴噶曾巴.伊西嘉措则不被广大信众承认，噶桑嘉措则以七世达赖喇嘛的身份出现在藏传佛教史上。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噶桑嘉措圆寂后，乾隆皇帝册封他的转世灵童强巴嘉措为八世达赖喇嘛，这意味着清廷正式承认了噶桑嘉措为七世达赖喇嘛。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以其清新自然的情歌，其极富传奇色彩的生平经历，是当代知名度最高的一位达赖喇嘛。但历史上仓央嘉措却是一个深陷政治旋涡，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悲剧人物。
仓央嘉措本名阿旺嘉措，于藏历的第十一个“饶迥”（甲子）的水猪年（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生于藏南门隅的宇松地区（今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达旺地方），的一户贫苦的红教农民家里，其父名为扎西丹增，其母名为次旺拉姆，意译过来就是吉祥持教和命自在天女。
六世达赖喇嘛降世之时，西藏正处在一个政局动荡不安，满、蒙、藏关系错综复杂的时代。当世之时，五世达赖喇嘛在西藏建立的噶丹颇章政权的重要基础是蒙古厄鲁特四部落之一的始固汗武装力量的鼎立支持，也就是说这一政权是借助蒙古“施主”的武力保护才得以存在的。
顺便提一下，满族能够入主中原，一个最重要的政治基础就是满蒙同盟，联系满蒙同盟的现实基础除了世俗的和亲意外，满族为了展现诚意也改信黄教，这样藏族其实就成了维系满族和蒙古族同盟的精神纽带。
蒙古“施主”的存在对噶丹颇章政权来说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政权保护伞，又是权利竞争者。五世达赖喇嘛在世之时，凭借其在藏、蒙僧俗中的崇高威望，以及和清廷的良好关系，自能服众，但五世达赖喇嘛逝世之后，蒙、藏统治阶级间的利益分歧就逐步的表现出来了。这一分歧具体表现在第巴.桑结嘉措和始固汗之孙拉藏汗之间激烈的权利争夺上。由于拉藏汗手中握有兵权，无疑在这场权利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为了把拉藏汗驱逐出藏，第巴.桑结嘉措暗中联络蒙古准噶尔部的噶尔丹，试图借助其武力驱逐拉藏汗。
其实桑结嘉措、噶尔丹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两个人物。《鹿鼎记》中的桑结大师兄和噶尔丹王子的原型就是这两个人。小说中这两人密谋造反，其实也就是反映的这段史实。
由于准噶尔部与清廷处与敌对状态，第巴.桑结嘉措这一做法自然会引起清廷的不满和敌视。而错误的选择了站在当时实力强大的清朝的对立面，也就注定了第巴.桑杰嘉措，及其所立转世灵童的悲剧命运。
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五世达赖罗桑嘉措病逝，第巴.桑结嘉措一面严加约束近侍，封锁消息，秘不发丧；一面又派亲信秘密找寻五世达赖喇嘛的转生静体。这段史实在其自著的《金穗》中有详细记载：
二十五日那天（公元1682年，藏历三月二十五日），（五世达赖喇嘛）又对以鄙人为首的近侍、随员进行了政教二制的重要教诲；此外，还对金刚弟子的鄙人进行了如何妥善处理朝廷、蒙、藏的关系；对暂要保密、不能决断的大小事情，都应求神降旨。
卡热巴.斯伦多吉、多巴.索朗查巴被授给前世殊胜尊者的佛珠等日常用具，并秘密授予寻觅灵童的机宜，还下命筹措随从、马骡等等。对外宣谕是为了藏区幸福而去朝圣，如引起别人怀疑就出示证件和卦象，说是为了寻找顶布切.阿旺年扎贝桑波和夏尔康.努门康的转世灵童。交代好内外事宜之后，遂于木牛年六月五日离开了布达拉。
藏历第十二个“饶迥”的木牛年十月（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扎西丹增家降生转世灵童的消息传到拉萨后，第巴.桑结嘉措一面严密的封锁这一消息，一面又命错那宗的宗本熏.甲亚巴和琼结.布煦巴二人把其一家迁到夏沃居住。据《金穗》一书记载，甲亚巴等人可能听信了小人谗言，也可能曲解了第巴.桑杰嘉措的命令，总之扎西丹增一家到了夏沃以后就被其囚禁了起来，倍受苛待，直到第巴.桑杰嘉措知道这一情况后，这一局面才得以改观。次年，通过辨认前世用具的方法仓央嘉措被第巴认定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此后，其一直在第巴委任之人的指导下修习佛法。
藏历第十三个“饶迥”的火牛年（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仓央嘉措被迎请到布达拉，举行“坐床”典礼。行至浪卡子后，于藏历九月十七日拜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师，授沙弥戒，取法名为“罗桑仁钦.仓央嘉措”。按第巴.桑结嘉措自己的说法是因为他收到神谕，这年为迎接灵童“坐床”的吉年，故其在此年迎请灵童坐床。
而在汉文文献中对此段史事有更为世俗的记载。《圣武记卷五.国朝抚绥西藏记上》记载如下：
（康熙）三十五年，圣祖亲征噶尔丹，至克鲁伦河。噶尔丹败窜，慰其部下曰：“此行非我意，乃达赖刺麻使言南征大吉，是以深入也。”上谓达赖存，必无是事，乃遣使赐第巴桑结书曰：“朕询之降番，皆言达赖刺麻脱缁久矣，而至今匿不奏闻。且达赖刺麻存日，塞外无事者六十余年，而乃屡唆噶尔丹兴戎乐祸，道法安在……汝其纠合四厄鲁特之人以待，其毋悔!”第巴桑结皇恐。明年（康熙36年）密奏言：“为众生不幸，第五世达赖刺麻于壬戌年示寂，转生静体，今十五岁矣。钱恐唐古特民人生变，故未发丧。今当以丑年十月二十五日出定坐床，求大皇帝勿宣泄……”上许为秘之，待十月宣示内外。
由此可见，仓央嘉措作为五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这一情况在以第巴.桑结嘉措为首藏族上层阶级中间应该是为人所知的，需要隐瞒的对象只是拉藏汗和清廷。而之所以在此时举行“坐床”典礼的根本原因在于此秘密被清廷知晓，已经再无法隐瞒。
想想其实可笑，若这年真是为“坐床”之吉年，那么六世达赖喇嘛以后多舛之命运又如何解释？而且我们也可从上述史料中看出康熙皇帝之所以从宽处理第.巴桑结嘉措隐匿五世达赖喇嘛身故之事，根本原因还是为了怀柔蒙古诸部。而当第巴.桑结嘉措与蒙古诸部产生矛盾后，或蒙古诸部无法怀柔之时，其利用价值也就随之消失，而对其以往的罪责自然也要“秋后算账”。
仓央嘉措“坐床”以后的事迹，在汉文史料中几乎没有记载，对于其不守戒律，在私生活上沉溺酒色、放荡不羁，多情多欲的情况更是只字未提。即便隐约有所提及，也只是提到策妄阿拉布坦、拉藏汗等人认为他是“伪达赖”，但对策妄等人所持观点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他们在权利争斗中相互倾扎所使用地阴谋诡计。
但在藏文史料中对仓央嘉措不守戒律的私生活却多有记载，如五世班禅的自传《正行月露光鬘》中就记载其以死相逼，请五世班禅收回为他授予地沙弥戒；此史实在当时在扎什伦布寺的哲蚌寺代表果芒扎仓的堪布阿旺尊珠的传记《神奇传记善缘津梁》中也有记载。在勒隆协巴多吉喇嘛的传记《勒隆吉仲洛桑陈来自传善缘喜宴》中记载了仓央嘉措日常的穿戴、举止：“圣尊身穿一件浅蓝绫子薄藏袍，头发垂至耳下，手指戴满饰品。左右随从穿着不伦不类，佩戴箭筒、拿着恰卫立于身旁。”
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第巴.桑杰嘉措和拉藏汗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第巴.桑杰嘉措在谋杀拉藏汗未果的情况下，欲以武力强行将其驱逐出藏，结果兵败被俘，随后立即被斩首处决。
由于仓央嘉措乃是第巴.桑杰嘉措一手所立，第巴.桑杰嘉措的垮台也预示着其达赖喇嘛生涯即将结束。战争结束后，拉藏汗以仓央嘉措行为不检为由，召开三大寺会议，企图废黜仓央嘉措，但遭众喇嘛抵制，辩护其为“迷失菩提”。在依靠藏僧废黜仓央嘉措未果后，拉藏汗遣使进京，向康熙帝上奏第巴.桑杰嘉措的“谋反”经过；陈说仓央嘉措为第巴.桑杰嘉措所立的“伪达赖”，平日耽于酒色、不守戒律，请与废立。康熙帝几经权衡，认同了拉藏汗的说法，于是，仓央嘉措就被康熙帝“诏至献京师”。
关于仓央嘉措的最终结局，一直以来有着多种不同的说法，概括起来主要可分为“早逝说”和“遁去说”两种。
“早逝说”这种观点主要见于正统的汉文文献里。《清史稿.列传.藩部（八）西藏》，《清圣祖实录.卷二二七》，《圣武纪.卷五. 国朝抚绥西藏记上》都记载其于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在赴京途中死于青海境内。
“遁去说”主要见于一些藏文史料和地方传说。法尊在《西藏民族政教史.卷六》中记载仓央嘉措在青海地界近遁去，此后周游印度、尼泊尔、康、藏、甘、青、蒙等地。弘扬佛法，功德无边。阿旺伦珠达吉在《仓央嘉措密传》中也有类似记载，唯一有所区别的是书中详细的描述了仓央嘉措施展法术遁去的过程，并明确指出其最后圆寂于今内蒙古阿拉善旗地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编的《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阿拉善旗情况》在实地调研中也了解到上述情况；牙含章在《达赖喇嘛传》中记载十三世达赖喇嘛到山西五台山朝佛时，曾去参观了仓央嘉措闭关修行的寺庙。
日本9世纪的女诗人小野小町曾写过这样的诗行：“花谢了/我在虚度中老去/看着雨/花谢了”。这首诗流露出诗人对像夏花一般绚烂而短暂的人生的深沉的叹息。
在我看来，这首诗也许是对仓央嘉措的整个人生最好的注脚。仓央嘉措虽才华横溢，且贵为达赖喇嘛，但观其一生，其人生历程都被旁人所安排，人生命运也被旁人所掌控，自己只能在寻欢作乐中虚度生命，任由“雨打风吹去”，却不能像五世达赖喇嘛一样成为叱咤一方的风云人物，这对一个拥有睿智的头脑，敏感的心灵的人来说多么沉重的打击啊！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若仓央嘉措的后半生真的像《秘传》中所记载那样能自由自在的游历、传法，那真是其人生的一大幸事，否则其人生真就是一出“现场直播”的希腊式的命运悲剧。
閱讀更多 scipioZ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