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孫中山興兵討伐袁世凱，發動“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即稱討袁之役、癸丑之役、贛寧之役。1913年3月20日，國會開會前夕，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被殺。4月，袁世凱又非法簽定善後大借款，準備發動內戰，消滅南方革命力量。孫中山看清袁世凱的反動面目，從日本回國，力主武裝討袁。
1912年2月，隆裕太后詔袁世凱組建臨時共和政府，同盟會在南北和談之際，早於隆裕太后的詔書成立臨時政府。南方獨立各省最終選舉袁世凱為臨時總統。1913年2月，中國首次根據《臨時約法》的規定，進行國會選舉。由同盟會為骨幹組成的國民黨獲得議席最多，預備由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滬寧車站遇刺，兩天後去世。兇手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獲，陳其美勢力稱搜出與國務總理趙秉鈞的通訊。當時種種證據，都指向袁世凱是暗殺背後的策動者。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閎在收到租界會審公堂移交的證據後，把罪犯應桂馨和國務總理兼內務總長趙秉鈞、內務部秘書洪述祖之間來往的秘密電報和函件的要點以“通電”的形式向海內外公佈，迫使趙秉鈞不得不發出公開電報為自己辯解。上海地方檢察廳也公開傳訊在位的國務總理趙秉鈞。趙氏拒絕到上海應訊，但迫於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袁世凱批准他辭去總理，由段祺瑞代理。
孫中山於事發後即從日本返回中國，於上海開會，主張討伐袁世凱。但國民黨內意見不一，部分領導人(如黃興)傾向使用和平手法，在不破壞臨時約法之下以法律方法抗爭。
1913年4月26日，袁世凱北洋政府向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簽訂借款合約，意圖擴充軍隊。
5月初，國民黨員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電反對貸款。黎元洪居中斡旋，希望化解北京及國民黨之爭。6月，袁世凱動作頻頻，先是免除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三人的都督職務，之後又派北洋軍第六師李純部進入江西。
辛亥革命後至二次革命前，中國政治舞臺上存在著三種相互抗衡的勢力，即北洋軍閥、立憲派和革命派勢力。北洋軍閥的社會基礎是地主、買辦階級。
辛亥革命爆發後，袁世凱以和平手段迫使清帝退位，於1912年3月被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上臺之後，強化獨裁統治，積極擴編北洋軍事武裝，將“清朝末年的新軍9個師11萬人，巡防營舊軍4萬人，擴大為新式陸軍12個師另16個混成旅，約計22萬人。再加上舊巡防營軍和張作霖等軍，共約計30餘萬人。”(姜剋夫：《民國軍事史略稿》第1卷第52頁。)
立憲派的階級基礎主要是已經或正在轉化為民族資產階級的地主、官僚和商人，其代表人物有梁啟超、張謇等。受該派控制或影響的政黨，有統一黨、共和黨和民主黨，後三黨合併為進步黨。立憲派在南方一些省市的軍隊中也有著一定的影響。這派勢力是中國資產階級的右翼，它同封建的舊社會秩序有著血肉相連的利害關係。在辛亥革命前，它主張君主立憲，反對君主專制，但同時又以改良主義來抵制革命。辛亥革命爆發後，立憲派從自身利益出發，曾和革命派暫時聯合反對清政府，支持袁世凱，這樣，立憲派便由清政府的反對勢力演變為袁世凱的依附勢力，由與革命派的暫時聯合到公開對抗。根據立憲派人的這一政治性格，該派在當時雖然擁袁，但又與袁派有所區別，從本質上看可歸之為中間勢力。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革命力量非常薄弱，也沒有領導統一全國的能力。是北洋政府主要的反對派勢力。以上三種勢力，大抵可分別視之為執政勢力（袁派）、中間勢力（擁袁派）和反對派勢力（反袁派）。若以對革命的態度區分，則可分別視之為反革命勢力、依附反革命的勢力和革命勢力。這三種勢力之間的爭鬥與抗衡，便造成了二次革命前一幕幕重大的歷史事件，如定都之爭，參議院的風波，唐（紹儀）、陸（徵祥）、趙（秉鈞）內閣的更迭，張（振武）方（維）事件與江西民政長事件，國會議員選舉以及宋教仁案等。
二次革命前，北洋軍閥、立憲派和革命派三種政治勢力的並存和爭鬥，實際上是兩大營壘，即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反革命營壘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營壘的對峙，前者不斷的試圖通過憲政的漏洞獲取權力，後者則希望建立真正的共和體制。
袁世凱為了麻痺同盟會，對同盟會實施大力安撫舉措。任命的第一任內閣中的總理唐紹儀加入了同盟會，內閣部長半數是同盟會會員（包括農林、工商、司法、教育部長），故有人稱之為“同盟會中心內閣”。 1912年8至9月間，袁世凱邀請孫中山、黃興赴京，共商國計，8月24日孫中山到達北京時，袁世凱有意以相似於國家元首的規格隆重接待。在28日，為歡迎孫中山舉行的盛大宴會上，袁世凱致歡迎詞說：“孫中山遊歷海外念餘年，此次來與我所商者，大有造於民國前途。”“今見孫先生來京，與我談者極其誠懇，可見前此謠傳盡屬誤會，民國由此益加鞏固，此最可歡迎之事。”(《民立報》1912年8月30日。)袁世凱還應允孫中山提出的修建20萬里鐵路的計劃，又委以全國鐵路督辦之銜。袁世凱在黃興北上的途中，就頒令授予黃興陸軍上將的軍銜。黃抵京後上書辭謝。袁又批覆說：“該前留守奔走國是二十年，提倡共和，改革政體，熱心毅力，百折不回，出死人生，堅苦卓絕，凡我經歷，中外鹹知。”(《黃克強先生年譜》第302頁。)
從1912年底到1913年初。袁世凱根據《臨時約法》，在全國進行了國會（參議院、眾議院）的議員選舉。選舉結果，國民黨在兩院870個席位中，佔有392席。共和黨175席。統一黨、民主黨各24席，其他席位為跨黨者和無所屬者。1913年3月18日，袁世凱發佈召開國會的命令。距“宋案”發生之後不久，4月8日，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在108門禮炮聲中正式召開。
再次，民國初期民主潮流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實際存在的兩個營壘的對峙。武昌起義後至二次革命前是中華民國的一個特殊時期。這期間，資產階級革命派擁有相當的軍政實力和革命聲勢，他們努力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目標，使中國朝著實現共和的道路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袁世凱也假意支持民主，一時間，民主的氣氛較為濃厚。幾百個社團、幾十個黨派群起紛立，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在中國的大地。革命派組織同盟會於1912年3月宣佈為公開政黨，8月改組為國民黨。立憲派控制的組織有統一黨、共和黨、民主黨。社會黨和工黨亦被允許註冊和開展活動。甚至象陳翼龍那些主張社會主義、攻擊袁世凱政府的真誠的社會黨人，也可公開表達自己的主張。據統計，至二次革命前，全國報紙總數達5000種，銷售數量達4200萬份，其中新創辦的報紙，北京約有50餘種，居最多，上海次之，有40多種，天津、廣州分別為35、30種。(方漢壽：《中國近代報刊史》第676一677頁。)不僅擁袁的報刊，而且制袁、反袁的報刊也都可以公開出版發行，各種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及馬克思的學說，亦允許見諸報端或公開演講宣傳。國民黨背後資助的報紙，如上海《民權報》等“無日不罵項城”，當時也未遭到封閉捕殺之禍。(《辛亥革命前後——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一》第270頁。)
興辦企業是這一特殊時期出現的另一熱潮。它與民主思潮有關且併發前進。隨著民主共和局面的開創，北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於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法令、政策。大力提倡發展實業。人們建設祖國的熱情被大大激發出來。這一切都推動了中國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各種實業團體紛紛成立，如中華民國實業協會、中華民國工業建設會、中華實業團、中華民國鐵道協會等，數量達七十餘個，幾乎遍及各省區。新的民辦廠礦企業猛增。1912至1914年間全國共設3937家，平均每年設廠1312家，將近達到1904—1911年間每年設廠數的兩倍。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民主氣氛的濃厚，文化教育事業也勃興起來。大中小學數量明顯增長，民國元年的學生總數超過宣統元年（1909年）的一倍，其中女學生的增加尤快。政治上的民主氣氛，經濟上的發展勢頭，文化教育事業的興盛，這些當然與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專制統治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但同時民主潮流的發展又似乎為人們提供了一幅革命後的“太平盛世”的圖景。
1913年7月12日，在袁世凱的步步緊逼下，被免職的李烈鈞在孫中山指示下，從上海回到江西，在湖口召集舊部成立討袁軍總司令部，正式宣佈江西獨立，並發表電告討袁。1913年南京，組織討袁，宣佈江蘇獨立。推舉江蘇都督程德全為南軍司令，但程棄職，逃遁上海。隨後安徽柏文蔚、上海陳其美、湖南譚延闓、福建許崇智和孫道仁、四川熊克武亦宣佈獨立。浙江朱瑞、雲南蔡鍔中立。7月18日，陳炯明響應孫中山號召宣佈“廣東獨立”。
1913年7月22日，江蘇討袁軍在徐州地區與馮國璋北洋第二軍和張勳武衛前軍會戰失利，退南京。7月22日至28日，上海討袁軍屢攻江南製造局未克。指揮部被上海租界當局解散。7月28日，黃興看到大局無望，遂離寧出走，討袁軍全局動搖。8月11日，何海鳴率南京第八師部分下級軍官及士兵重新舉旗討袁，宣佈恢復獨立，2000多名士兵們與北洋軍展開血戰。
1913年8月13日，擁袁桂軍龍濟光部攻佔廣州。1913年佔領南昌。9月1日，張勳武衛前軍攻克南京，各地宣佈取消獨立。孫中山、黃興、陳其美等被通緝，相繼逃亡日本，二次革命宣告失敗。
1913年10月6日，國會選出袁為第一任正式大總統。11月4日，袁世凱以“叛亂”罪名下令解散國民黨，並驅逐國會內國民黨籍議員。國會由於人數不足而無法運作，不久即被解散。袁世凱從此成為寡頭總統，並於數年後稱帝。
二次革命的失敗是民國史上一個不幸的開端。袁世凱稱帝失敗之後，不少建立民主國家必須的舉措，如將軍隊國家化、民選議會、以法治國等等，於事後都失去了健康發展的契機。代之而起的是明目張膽的軍隊干政、起迭不斷的革命與反革命，引致兵禍連連。
國民黨聯合資產階級，並且沒有兵權。政治基礎不牢，武裝力量薄弱，亦二次革命失敗原因之一。二次革命”的領導者沒有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參加。倉促上陣的討袁軍，缺乏戰略計劃和統一指揮，缺乏戰略協同，他們冷冷清清，孤軍奮戰，甚至連多數國民黨議員都還在北京留戀議席。
此外，亦有觀點認為辛亥革命後全國民主氣氛濃厚，宋教仁案仍有通過法律渠道解決的可能，國民黨急於討回公道而訴諸武力，摧毀了辛亥革命後建立的代議制政體，成為民國時期軍閥混戰的開端。
上述三種相互抗衡的勢力構成的兩個陣線不甚分明的營壘這種政治局勢，給二次革命帶來的影響是雙重性的。一方面，三種相互抗衡的政治勢力實際構成了兩個對立的營壘：袁派和擁袁派為一方，反袁派為另一方，鬥爭的焦點是反袁派企圖奪取政權。反袁勢力沒有任何社會基礎，只能靠製造謠言攻擊袁世凱，“宋案”和大借款成了國民黨的藉口。
宋案當時依靠法律無法解決，加上袁世凱步步進逼，國民黨聲稱袁世凱不顧普遍的民意和國會反對，與五國銀行團簽訂喪權辱國的善後大借款，擴充軍備為自己消滅南方同盟會力量做準備，是嚴重的違憲行為。
袁偉時指出:“政治領袖的抉擇，可以深刻地影響歷史發展的面貌……如果政治家拒絕兵戎相見，堅持以政治鬥爭、法律手段和訴諸公民的理性和良知的方式解決紛爭，中國的政治家和公民就有可能逐步淨化和提高自己，從而逐步把中國社會推向民主與法治的軌道。”袁世凱由早年積極推行新政的滿清開明官僚墮落為阻礙社會進步發展的專制獨裁者，對此後一系列接踵而來的武人干政、軍閥混戰事件實難辭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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