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文章猶如建房，不能只在讀者面前擺出摞摞青磚而不拿出藍圖

【原編者按】張文木教授的新著《戰略學札記》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後，受到學界和社會廣泛關注。該書從1996年始記錄至今，彙集了作者在戰略研究領域的認識成果和學習體會，包括心得、史鑑、治學、筆記、人物、人生、文藝、字詞等諸多方面。現分篇選發有關內容，以饗廣大讀者。

張文木著：《戰略學札記》，北京 ：海洋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1、在所有學科中，歷史學最接近人類經驗，而軍事學，由於它處於生死之地，則最接近哲學。沒有生死，也就沒了哲學——陰陽概念最初就是先民對生死的解釋。

2、人物傳記是通向歷史研究的捷徑，這是因為人是歷史形成的節點，也是歷史前進的動力。

3、將學問變成算卦，將預測變成占卜，是對大自然的無知。無知一般都很膽大。

4、寫文章猶如建房，不能只在讀者面前擺出摞摞青磚而不拿出藍圖。

5、不讀書，好逐風，此可造勢，不可成事，更要敗事。推倒蘇聯的多是這些不知疲倦地猛追風頭的人。

6、現在有些教師總投學生個人偏好，講一些比如精英主義的“小道理”，不給同學指出太陽的光明，卻津津樂道於月光的皎潔，這樣講課是走不遠的。

7、形式邏輯有助於人建立體系性的知識，而歷史邏輯——它是一種經驗性的邏輯——則有助於人檢驗這些知識。

8、所謂“不爭論”，就是說理論僅靠（形式）邏輯是說不清的，它需要經驗過濾。在經驗，尤其是在極端經驗過後，一切爭論也就自然消失。這與當中央紅軍在湘江之戰中從8萬打到3萬時，在黨內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爭論就基本消失的道理一樣。

9、“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

10、有人說：人類安全是“非傳統安全”概念的核心內容，若真如此，那麼軍隊就應為醫生所取代，國防部就應為衛生部所取代，總參謀部就應當為各大醫院所取代。

11、反者道之動。善用反力，是戰略諸能力中的極品。

12、只有當“武器的批判”抵達“批判的武器”腦門時，後者才不會口無遮攔地胡說八道，才會更接近真理。

13、無知者輕史，無奈之時便將科學搞成玄學，說這是數學模型。但在解決個人吃飯、婚姻乃至個人物質待遇的問題時，他自己從不用這些“模型”。

14、學者與政治家對地緣政治的認識有著重大的差別：學者注重並能較好的把握地理中的點與面的關係，以麥金德為先驅的西方的地緣政治學者還破天荒地為人們提供了從整體上認識世界地緣政治的全球框架[2]，他們理論缺點是其優點的過度運用。他們在紙稿上盡情揮灑他們天才想象的同時，又得魚忘筌，注意了地緣卻忽略了政治，結果寫出的只是一部部優秀的“地理手冊”而不是“地緣政治”。他們筆下的“形勝”沒有一個是不重要的，他們書中那一個接一個的“樞紐地帶”宛如一串動人的“塞壬的歌聲”[3]，誘使著他們的國家為爭地而四處“拼命”，由此拉長戰線、透支國家資源並導致國家的衰落。

15、學術與行政，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是一條路。軌跡不同，運行規則也不同。用學術的規則從政與用行政的規則治學，都是要碰壁的。

16、地緣政治本質是研究國家目標與國家資源在特定地理空間相匹配及其矛盾轉化的學問。

17、搞戰略要有居家過日子的經驗；不然看似很猛，實則不行。當年的東條英機和今天的小布什、拉姆斯費爾德等都是這樣的政治人物：他們打出的戰果超過了他們的消化力，所以國家生生讓他們的莽撞給“撐”死了，1945年日本還捱了兩顆原子彈。

18、耍小聰明和小敏銳做學問，如果再戴上一頂“著名學者”的帽子，其結局必然要演變為風派式的機會主義。

19、 “營養”單一的學問是不可持續的。所謂“原大則鐃，原小則鮮”，所謂“功夫在詩外”，都包含這個道理。

20.、最具穿透力的是真理本身，而非對真理的包裝。真理最不需要包裝，它需要的是時間。

21、僅靠聰明——靈感和邏輯——而不參照經驗治學的，輕則毀己，重則誤國。

22、邏輯是黑的，真理是醜的。

23、學者不能追逐媒體。這是因為媒體需要的是沒有缺點的神而不是人，結果那些飛蛾撲火般闖進鏡頭的“大師”們很快就在“神壇”上被生生烤——現在流行說“曬”——死。

24、專家使電視深刻，電視使專家淺薄。（坊間說聞）

25、學者是一個國家的“定海針”，學者要是不甘寂寞為個人名利上躥下跳，那帶來的結果就是國家的翻江倒海。

26、財產可以繼承，可經驗極難繼承，而傳承財產是需要經驗的。似乎是諷刺：人在繼承財產的時候也就同比地失去經驗，而獲得經驗的時候卻又同比地失去財產。故曰：富不過三代；故曰：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27、知識，尤其是社會科學方面的知識，如無經驗介入，則蒼白無力。如此推論，教育若不與生產勞動的經驗相結合，則事倍功半；而教育如不與無產階級政治和社會主義目標相結合，這樣培養出的學生則如無頭蒼蠅，完全沒有方向。

28、書生切莫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4]。好文章，要寫到“字字血、聲聲淚”。

29、學界現在空談風盛，說大話。簡單的事，他給你講得玄而又玄，什麼國際政治要“站得高一點”，要“超越主權”。那是科索沃的導彈沒有打到他家。如果他女兒是邵雲環，他就不“超越”了。“超越”這個東西，一見血，就不靈。現在有的國際政治課還一定要以“數學模型”顯水平，瞎忽悠。兵不厭詐，數學怎麼能解決政治學中“詐”，即“披著羊皮的狼”的問題。求真當然重要，證偽則更難，而在國際政治學中面臨最多的恐怕是證偽問題。

30、軍事學最接近真理，最接近真哲學，因為戰場上沒有“三種可能性”，戰場上的軍人只有一種可能性：要麼生，要麼死。選擇正確者生，錯者亡。掉腦袋的事哪能容人胡思亂想。

31、“飽暖思淫慾”，飽暖了，人就容易胡思亂想。有些專家談糧食安全，十個人十個觀點，我相信讓他們餓上三天後，他們就可能只剩下一個觀點了，再餓三天，眼睛都綠了，就不會空談了，就要動粗了。

32、到野生動物園，如入桃花源，不知魏晉：獅子和老虎在樹蔭下橫豎躺在一起，熊見了人也拍著巴掌歡迎，野豬悠閒地自由奔跑。為什麼虎獅之間那麼和諧？資源無限供給——這與我們自助餐時的感受一樣。電視上有貓和狗交朋友，還是食物供給沒有問題。只要資源供給充足，我相信魔鬼與天使也能交朋友。

33、泡沫性榮譽越多，事物就離本質越遠。“文革”後期，一般普通家庭都貼有一牆的獎狀，至此，“文革”時代創造的榮譽就開始為人淡漠，而在其中得到榮譽較少的知識分子則由“臭老九”變得越來越吃香。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專家”“大師”稱謂滿天飛，有的學者的榮譽證書可用麻袋裝，至此這些學者的名聲就開始走下坡路。

34、承平時期易出庸官。和平了，虛浮的話不僅不會立顯其禍，相反還可直獲其利。毛澤東說：“戰爭時期，檢驗路線正確不正確，比較容易，王明說自己的路線正確，根據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張國燾說自己路線正確，8萬人過了兩次草地，大隊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時期檢驗路線正確不正確，要難得多。”[5]承平時期說虛話、浮話、大話，甚至鬼話所產生的負反饋只有到下一代或下幾代人才能應驗，而有多少人會為未來災難而放棄眼前的利益呢？這大概就是富不過三代的原因。對此，像俾斯麥這樣的鐵血人物也深感無奈，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社會輿論通常只有回顧整整人類一代的歷史，才能瞭解在對外政策中所犯的錯誤，而Achivi qui plectuntur（應當得到報應的希臘人）不總是錯誤舉動的直接的同時代人。”[6]俾斯麥的這句話是說給德國人聽的，但也許對當下的中國人也不無啟迪。

35、好學生不是在學堂裡培養出來的，而是在血與淚水中熬出來的。

36、醫生的話比媳婦的話管用，是因為醫生的話關乎生死，而媳婦的話只關乎感情。文章同理，好文章當直奔民族的生死存亡。

37、戰略是刀尖上的哲學，是如何有效地節制使用暴力的學問。武，止戈也，真美人不爭翡翠，真兵家不爭城池，真正會打仗的人是不輕言戰爭的。可惜身為東方人的日本人至今仍未領悟到這一東方智慧。

38、這幾年“堅定不移”一詞用得越來越多，範圍也越來越大，以致都用到科學試驗上了。有篇文章的標題就是“堅定不移推進我國轉基因技術研究應用”[7]。“堅定不移”地研究轉基因技術，這沒有問題，但若要“堅定不移”地推進應用，尤其應用在13億人賴以生存的糧食生產上，這讓人心裡不踏實。自古科學應用只能建立在試驗的基礎上，而不能建立在“堅定不移”的決心上。在具體技術，尤其是生物技術應用上，採取“堅定不移”態度的後果不僅可怕，更是災難。

39、臭蟲眼裡什麼都是陰暗的，蝴蝶眼裡一切都是美好的。人要往地溝裡鑽，眼裡盡是汙穢；要放眼天空，那就永是光明。

40、學習學到一定時候，其中的問題就不是討論能解決的。天地之妙，存乎於心。道可道，非常道。經驗不到，討論不僅沒有意義而且低效。比如“老婆”一詞在西方人聽起來就是罵人，在中國媳婦聽起來就親得不得了，這要討論起是非來，很難有結果，因為雙方沒有共同文化背景下的生活體驗；另如“疼”字，也是自己受傷後而非討論後才能悟出的感覺，這與餓了就知道什麼是“飽”的道理一樣。夏蟲不可以語冰，飽漢子與餓漢子是說不到一起的。

41、明星學者佛前問計齊名於佛。佛曰：厚業，無語。

42、生活中的遠見有時與人生後退的距離相關聯，學術中的預見與學者在歷史縱深中所站的位置相關聯。管子說：“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8]預見都是對歷史的回顧，有大歷史的人才能有大預見。所以毛澤東說：“我們看歷史，就會看到前途。”[9]李斯特也說：“政治科學是以歷史為依據的。”

43、一種學術觀點受到關注並不是基於宣傳，更不是基於炒作，而是基於需要。只有能滿足人民需要的學術，才能為人民所關注。馬克思說：“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11]

44、1972年尼克松訪華期間，毛澤東對到訪的尼克松說“我喜歡右派”[12]，尼克松走後，毛澤東面囑剛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讀《後漢書》中的《劉盆子傳》[13]。如果將同年發生的這兩件事聯繫起來，可知毛澤東當時的擔心所在。尼克松巧妙道出了毛澤東的心思，說：“美國的左派只能誇誇其談的事，右派卻能做到。”[14]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書中有段文字可看作對這段話做出的補白：

【當初，列寧非常清楚，西方人的天真對共產主義事業是多麼有用。他以鄙夷的口吻稱他們為“有用的白痴”。這些有用的白痴總是一本正經，對那些最為複雜的問題作出非常簡單的、令人可笑的回答。他們這樣做並非出於故意，而是出於無知。他們只會呼喊口號，他們絞盡腦汁所得出的結論，充其量也只是僅適合印在圓領衫或貼在汽車保險桿上的標語：“要愛情，不要戰爭”“不能用核武器扼殺我們的孩子”“要是希望和平就鳴笛吧”。這些愚蠢的廢話大多都無傷大局，然而不幸的是，並不是全部有用的白痴都在街上為和平而遊行或鳴喇叭，他們中的一些人還在我們的大學裡教書，一些人在為報紙撰定專欄文章，一些人在電視上高談闊論。[15]】

尼克松說的問題，在其他國家又何嘗不是呢。當年王明的空談和赫魯曉夫的機會主義給中國和蘇聯的共產主義事業帶來了巨大災難，這讓毛澤東在晚年對那些緊隨他的人——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屬於那些沒有經驗的人，或者像飛蛾投火的共青團員”[16]——的治國能力深感擔憂，而能體會毛澤東的這種擔憂並克服我們身上的“幼稚病”，是今天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同志們必修的功課。

45、處士橫議，是宋明兩代知識分子的通病。造成這種“議論誤國”惡習的原因可追溯至宋朝脫離實際的教育制度[17]，元代大學者袁桷[18]說：“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唇腐舌弊，止於四書之注。凡刑獄簿書、金谷戶口，靡密出入，皆以為俗吏而爭鄙棄。清談危坐，卒至國亡而莫可救。”[19]錢穆先生更是痛陳：“學問空疏，遂為明代士人與官僚通病。掌握獨裁權的皇帝，往往深居淵默，對朝廷事不聞不問，舉朝形成群龍無首之象，而明代風習又獎勵廷臣風發言事。於是以空疏之人，長叫囂之氣，而致於以議論誤國。”[20]

46、《資治通鑑》出現在北宋後期，是由於司馬光感受到了當時知識分子空談“普世價值”（即所謂“天理”）給國家帶來的危險並試圖對其進行校正。

北方遊牧民族的強勢崛起和大宋乃至大明王朝的傾亡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理造成大刺激，這一刺激使原本主張“存天理滅人慾”的南宋“普世價值”大師朱熹強力推出強調正心格物思想的《大學》，此後，《資治通鑑》以及《大學》中展現的重經驗、輕先驗和經世致用、杜絕空論的精神成了中國政治思維的主線。明末王陽明及隨後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都帶兵打仗，主張“知行合一”，這種傳統在後來的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蔣介石以至毛澤東那裡得到極大的張揚並取得巨大的政治成就。

五四時期“主義”與“問題”的爭論和20世紀30年代中國共產黨內毛澤東與王明路線的鬥爭，都是宋明時期“器”“理”之爭的繼續，但結果卻與宋明時期正好相反，問題意識而不是普世原則成了毛澤東中國學術研究的主線。強調問題意識，強調知識要經過經驗的過濾，是《資治通鑑》貫穿始終的哲學精髓，也是中國——不僅是中國，英國崛起時有培根的試驗哲學，美國崛起時有杜威的實用主義——近現代迅速崛起的精神原因。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不講實事求是，只講“普世價值”的國家和民族是註定要滅亡的。

47、五四時期，中國國家災難深重，北京大學不自覺地成了實事求是思想的搖籃。當時北大有兩個了不起，但在當時又不是太顯眼也並不太被接受的人物，一個是胡適，另一個是毛澤東。那時候北大講“兼容幷蓄”而不是實事求是。講壇上宏論滔滔，但多不太講問題只講主義。因為當時的問題太殘酷，太不斯文。胡適主張少講主義，多講問題。許多人冤枉胡適說他不講主義，只講問題。其實，胡適只是針對當時學界空談的弊端，主張不要脫離中國問題談主義，應針對具體問題談主義。主義是“理”，問題是“器”，這場問題與主義的爭論其實是宋末“理”“器”之爭的繼續。胡適的思想來源是其美國的學術導師，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大師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年）。也有人將杜威學說簡單歸為“有用就是真理”，似乎杜威沒有原則，其實不是那麼回事[21]。杜威主張在主觀客觀交換及其效用中產生經驗，經驗產生道理。當時青年毛澤東深受已深深紮根於中國湖南的明末清初學者王船山的“至誠實用”“實事求是”“力行第一”的思想。毛澤東在老師楊昌濟和何叔衡的影響下，也看重船山學說。1919年9月1日，毛澤東響應胡適“多研究些問題”的倡議，在湖南起草了《問題研究會章程》。1921年，他在何叔衡的支持下，在船山學社原址上創辦湖南自修大學。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親筆書寫“船山學社”匾額。值得回味的是，毛澤東他們辦的“自修大學”的校名和牌匾據說都是胡適確定和書寫的。這樣，毛澤東所受到的中國傳統經世致用、實事求是的思想和學風與胡適的哲學思想在方法論而非本體論上產生共鳴。如果考慮到蘇俄革命對中國產生的影響，可以說

48、現在演技行當發展快，這表明我們的演員越來越優秀。但要命的是演戲本事卻在快速向學界滲透：不來真的，只玩“秀”（show）。真做學問，要每天爬格子，寫文章；寫好文章要看大量的書。現在一些學人下不得這等沉下來的功夫，於是只有靠不停在面上“運動”來顯示其存在。平時沒有像樣的文章，只有不停地上鏡、開會，在雜誌上登照片。說是名人，但沒業績其實就是空的。錢鍾書《圍城》中描寫的一些文人作秀態，現在仍有人痴心不變。人在四十之前，為了生存，弄個職稱，這樣想也可以理解。但人奔五十了，該知天命。天命是什麼呢？就是好好做事，本分做人。

49、現在的社會留給知識青年的路很窄，孩子只有通過考試體現自身價值。考試畢竟是手段，但現在卻成了目的。考上了清華北大，鄉親們都說，這孩子不錯；考上研究生，鄉親們又說不錯；再考上博士，該出點真成績了，沒有。怎麼辦呢？人總得有個價值體現吧。二十八九了，又去考託福。考完託福還不見“水平”，再考GRE，要考幾千分，整死人。出國前挺自豪，也找到了“有學問”的感覺。到了美國，總要做點真學問，寫點好文章，來點真格的。但還是真的沒有。怎麼辦？就在美國研究中國文化。憑什麼？憑他來自中國。理由也簡單：“不懂中文也沒在中國呆過怎麼能研究中國”。但時間長了，還不出好東西，人家看出了破綻；怎麼辦？不行再回中國。四十好幾了，回來幹嘛？在中國研究美國文化，憑什麼，憑他從美國回來，理由也簡單：“不懂英文，也沒去過美國怎麼能研究美國”。就這樣又成了所謂“美國問題專家”。見了故友，肩膀一聳，兩手一攤，“我剛從America（美國）回來”。時間長了不見有真研究，一急就跑美國，回來說我見了某某大人物，大人物說了什麼什麼，就是沒有自己的真觀點和真分析，好像不是在做而是在表演學問。

50、考試能力的提高是人生髮展的必要手段，在承平時期，忽視這種能力是愚蠢的，因為它會使人生髮展在其起步之初就變得更為艱難；但如果這種手段不自覺地被異化為人生目的的話，那更愚蠢，因為這樣會毀滅人的全部價值。

注 釋：

[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頁。

[2]“現在，全球體系的概念對收盤定局的世界所起的作用將會對所有未來地理政治學思想有著深邃的影響，而且這種概念已經與哈爾福德·麥金德爵士的名字不可分離地聯繫在一起。”［英］傑弗裡·帕克（Geoffrey Parker）：《二十世紀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頁。

[3]塞壬（Siren）是希臘神話中人首鳥身（或鳥首人身、甚至跟美人魚相類似）的怪物，經常飛降在海中礁石或船舶之上，又被稱為海妖。塞壬用自己的歌喉使得過往的水手傾聽失神，航船觸礁沉沒。

[4]此借鄧拓《過東林書院》的詩句並反其意而用之。1960年5月鄧拓參觀東林書院時有感而發：“東林講學繼龜山，事事關心天下間；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參見張帆著：《才子鄧拓》，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頁。

[5]馬社香著:《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頁。

[6]［德］奧托·馮·俾斯麥著：《思考與回憶——俾斯麥回憶錄》第3卷，楊德友、同鴻印等譯，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27頁。

[7]黃大昉:《堅定不移推進我國轉基因技術研究應用》，http://www.chinalycy.com/Item/983.aspx。

[8]《管子·形勢》

[9]毛澤東：《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毛澤東外交文選》，世界知識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537頁。

[10]［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陳萬煦譯：《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17頁。

[11]［德］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頁。

[12]［美］尼克松著，裘克安等譯：《尼克松回憶錄》（The Men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頁。

[13]據《後漢書·劉盆子傳》載，西漢末年的赤眉農民起義軍打到潼關後，採取抽籤的方式在劉氏宗室中選出15歲的放牛娃劉盆子做皇帝，但因他脫離不了放牛娃習慣而失敗下臺。“1973年1月上旬，在王洪文去上海前，囑其讀《後漢書·劉盆子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65頁。詳情可閱讀徐景賢《毛澤東曾要王洪文讀〈劉盆子傳〉》，載於《黨的文獻》2005年第4期。

[14]裘克安等譯：《尼克松回憶錄》（The Men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頁。

[15]［美］尼克松著：《真正的和平》，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頁。

[16]斯大林常將一些只有革命熱情而無實際經驗的人形容為“像共青團員一樣”，其含義接近列寧批評的“左派幼稚病”。參見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與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領導人的談話記錄，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228、237、239頁。

[17]錢穆評論說：“是學風之陋，南宋以來已然。”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698頁。

[18]袁桷（1266～1327年）元代學官、書院山長，字伯長，號清容居士，慶元鄞縣（今屬浙江）人。

[19]轉引自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698頁。

[20]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698頁。

[21]1954年12月28日，毛澤東在給李達的信中特別叮囑：“在批判實用主義時，對實用主義所說的實用和效果，和我們所說的大體同樣的名詞，還需加以比較說明，因為一般人對這些還是混淆不清的。”《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7頁。

【張文木，察網專欄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節選自《戰略學札記》。】

閱讀更多 察網 的文章

關鍵字: 中國近代史 胡適 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