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风格问题

石鲁:风格问题

《风雨将至》1954年作

有人认为学画时,不要急于讲风格,认为风格是自然形成的。我认为风格可以有意识地培养,不一定靠自然形成。因为作者的精神面貌各有不同,表现内容也各有不同,这都是产生风格的条件。也要求有风格的表现,不论有意无意,画家总会在自己的画上表现自己风格的。如果说看不到风格,那只是作者用别人的风格或古人的风格代替了自己罢了。有的人一学画就有了自己鲜明的风格,当然风格也有好有高有低有坏有粗有精。但我们一定不要压制个性,压制风格形成。

“程式化”中包括一定风格化的要求,但画工笔画的同时可以画出很豪放的健壮的风格,画写意的,也可以画出很细腻的风格。风格不同于手法,不同的画家同样用青绿的手法,画出的山水风格各异。

技巧、笔墨,靠磨练可以学到,但风格要靠自己,不能用古人技巧标准要求今天的画。如多不合古法,就不高,画画时也不能用古人笔墨来装饰自己的画。

中国画要“程式化”但又要打破它,“从有法到无法”,这样才能达到极高的境界——气韵生动!

这画是画了第三阶段,就能更好地表现这个战役的意义,表现“淮海战役”导致了国民党全军覆没必然灭亡的命运,而“辽沈战役”则采取了打攻坚战的场面。

革命历史画不仅仅画个大场面和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表现革命的英雄人物及其思想精神面貌。表现革命的艰苦,前赴后继和悲壮的气概——周扬语,——表现人民的声势,表现党的领导,以此来教育今天的人民(外国博物馆的画往往只是说明事件)。画泸定桥,不单是掉下多少人,而是要表现英雄主义。历史画也要画出中国人民如何为改变他们艰苦的命运而作的斗争,不能把人物画得漂漂亮亮像“演戏”,叫人感觉革命很容易。一定要表现苦难,表现艰苦,又不能只是苦,而要有革命气概,这样才能教育群众,表现历史的低潮,悲剧苦难是必要的,但这些都为了突出革命气概。

在博物馆的画,不同于美术馆的画,它应能使六亿人都能看懂,使六亿人都能受到教育。詹建俊画“农民讲习所”,构思比较含蓄,表现毛主席送别学生去参加斗争,背景有一大树,风很大,以暗示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群众看不懂,不欣赏。在色彩处理上也是黑暗低。历史画的主要基调是强烈的,大色块重于细致的变化,在博物馆,要远看引人注目,不能过于细腻。

在历史画中,为何表现体现革命浪漫主义?主要要有革命浪漫主义思想指导。但手法上不适于把不同时间、地点等搞在一起。也不能过于象征,要真实。我的“安源罢工”本来要画上毛主席,这是浪漫,但当时毛并不在,就不宜画上。“艰苦岁月”是历史雕刻,又是浪漫主义的,但不是历史的。在历史画中浪漫主义也要通过现实主义手法表现之。

历史画要有气派,平面画大多爱侧面描写,不易出气魄(当然也不尽然)而历史画则非有气魄不成。领导同志看画总是看有气派没有,再衡量高低。怎样才能有气派?我画的“安源”开始也是气派不够大,叶浅予画“北京解放”气魄也不大(虽然是画得好),人画得多不等于气派大,人少气魄不见得小。如瓦斯涅佐夫的“三勇士”,但我们画的都是大事件,只用几个人概括不了。过去总认为人多了、人小了就没形象,而画几个大人可以很好刻画形象。其实所谓形象不能只是人脸,又要包括人的动态。大的构图、色彩造型处理都是一张画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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