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白話資治通鑑》
第一篇 創始團隊：最初的神明（94）
李世民這次不算著名的水攻，實在是一場精妙的暗戰。
關於這場戰鬥，各方面記載既不夠詳細、又充滿矛盾。此前已有文章羅列相關史料對比分析。比如《舊唐書·劉黑闥傳》記載，李世民明確交待在敵人‘半渡’時放水。《新唐書·劉黑闥傳》的說法是‘須賊度，亟決之。’這個有點含糊，可以理解為過河後趕快放水，也可以理解為開始渡河即放水。
第三種就是司馬光的說法：雙方打了大半天、還在激烈戰鬥的時候，大水抵達戰場（‘猶格戰。守吏決堰，洺水大至，深丈餘’）。《舊唐書·太宗本紀》沒寫那麼細，只記：‘及戰，乃令決堰。’開打了，才叫放水，和《資治通鑑》的意思不矛盾。當然大家誰都可能出錯，但綜合比較，司馬光引用史料還是比較謹慎的。後面人多拿他這本書當教材用，不是沒有道理。
我們第一個可以排除的，是乘敵人‘半渡’發動水攻的說法。
前面分析過，洺河在華北大平原上，你又在人家的一畝三分地裡築壩搞偷襲，地點不可能離戰場太近。那麼，除非我們改寫科學史，承認唐朝人的流體力學、偏微分方程已經達到現代人的水平。否則，李世民不可能下達這個無法執行的命令。
你可以在漲水前半渡攻擊、可以在漲水後半渡追擊，就是辦不到敵人半渡時叫河水上漲。
碰運氣可不可以呢？我想，李世民雖然是個賭徒，但他不會在毫無把握的事情上下注——萬一水提前上漲敵人退回去呢？又或者萬一，敵人全軍過河水才上漲，他豁出去了和你拼到底呢？
所以，最恰當的方案，正是司馬光記載的現場情況：雙方打了大半天、誰也沒有力量作大的突擊時，水放下來了。
《資治通鑑》明確記載：‘自午自昏，戰數合。’按司馬光說不清就不說清、不出人命不砸缸的一貫做法，沒有相當可靠的史料他是不會記這麼細的。這樣，半渡放水和渡河後立即放水的說法，都可以排除了。
其實我們換個角度想想：李世民真要有控制半渡漲水的能力，還用得著後面費那麼大勁嗎？等著到河裡給劉黑闥撈屍就完了。
另外一個司馬光沒有采信的說法，是李世民故意築壩使水位降低，以引誘劉黑闥過河。這個說法也見《舊唐書·太宗本紀》：‘堰洺水上流使淺，令黑闥得渡。’
不採信也是有理由的。前面說過，劉黑闥偵察兵出身，又長期在這一帶混，這個季節水有多高他不知道啊？大兵團作戰，偵察是大範圍而且持續的。小有誤差沒問題，水位暴降必然引起懷疑。真實的情況恐怕也就是好渡不好渡的細微區別。人家小李在賭場上混過的，這一點上，相信他絕對會把握好虛實火候。
反正結局是劉黑闥過了河，李世民有沒有順勢推一把並不重要。大概正是出於這個考慮，司馬光沒有寫上這一條。同樣，我們也沒必要在這一點上糾結。
回到柏楊先生的那個問題：李世民怎麼敢在兩軍接戰時放水呢？
要知道，李世民今非昔比。作為已經立下蓋世大功的大唐‘天策上將’，戰功對他來說已經不再那麼重要，功再大還能大過活捉王世充、竇建德？加上這段時間又研讀了不少‘文籍’，他應該明白：現在重要的是人心和名聲。
倒不是說，他做不出那種陷部下於死地的事。李世民等大家奉為大英雄、大豪傑的人物，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思想和行為不太受外界的束縛。或者講白一點：這些人做事是沒有什麼底線的。當年在山西，因為夏縣反覆投敵，李世民就幹過屠城的事，把一城老小殺了個乾淨。種種跡象表明：在他內心深處，隱藏著頑固的惡的種子。當然，是否任由它滋長展露，那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眼下對他來說，惜命就是惜名——孟子都說了，不嗜殺的才能定天下。尤其對自己的部隊——將來幹大事的依靠，不到萬不得已，是絕對不能隨便拿來犧牲的。說他帶著一幫高級將領脫離戰場，任由其他人送死。這個說法完全不通。李世民不可能丟掉他的將領，同理，他的將領能丟掉自己的手下嗎？真要這麼幹了，以後還怎麼教育管理部隊？
現在，我們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來分析這個已經快要搞成哥德巴赫猜想的放水問題。
宏觀上，李世民作為名將，有著名將共有的特質：眼尖。劉黑闥必須渡過洺水以尋求決戰，李世民一眼看出他的毛病：背水而陣、無後方作戰。
水淹之下，唐軍可以返回自己大營，有人接應。夏軍往哪裡退呢？壩在李世民手裡，他大可以按自己的高興選擇什麼時候放水。從決壩到漲水，有一個時間差。他只要在這個時間差內收縮戰線（這個不需要精確計算），就可以坐看好戲。
從當時戰況看，兩軍實力相當，按司馬光的說法唐軍還佔上風。打到黃昏照例就該收兵。看看火候差不多了，李世民通過烽火也好、層層傳遞旗語也罷，向上遊發出信號：放水！
不管司馬光說的那個勝勢（‘黑闥勢不能支’）是真是假，大水從背後一來，打了一天又沒什麼進展的漢東軍，崩潰基本就是唯一的結局。
那麼，微觀的問題來了：冷兵器對抗的時代，有沒有可能在激戰時收攏部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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