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矩，字弘大，隋炀帝时任尚书左丞、吏部侍郎、黄门侍郎、右光禄大夫等职。隋炀帝出巡江都，卫士逃亡甚众，裴矩竟出坏点子，向隋炀帝建议：把江都的女子征集起来，分配给卫士们“恣欲”，以稳定军心鼓舞士气。隋炀帝准，下令照办，所以以史书上称裴矩是隋之佞臣。
后来隋炀帝被反贼弑，裴矩被宇文化及任命为河北道安抚使，为河北起义军窦建德俘获。窦建德兵败被杀，裴矩率余部降唐，任殿中侍御史、民部尚书。降唐后，他似乎变成另一个人，向唐太宗提出不少好主意，谏“试赂”即其中一例。故《资治通鉴》主编司马光在追叙这段历史时，评论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原文摘自《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高祖武德九年，即公元626年。
裴矩是隋朝重要的顾问大臣之一，他是出色的外交家，战略家，同时也是个地理，民族问题专家。(著名玄幻武侠《大唐双龙传》中武林第一人石之轩就是以他为原型)
裴矩是今之山西省人，起初他担任了一些次要职务，之后他被派往广州地区平定叛乱，他远征告捷，并在战后的安抚工作中表现突出，因而得到赏赐和擢升。从此他开始负责隋帝国北部和西部边境事务，在这里他面对帝国的最大外部威胁——极盛时期的突厥帝国，他奉命计划和执行遏制突厥人的军事和外交活动。
裴矩不愧是出类拔萃的外交家和战略家，他仅仅运用传统的计谋，而不是庞大的军事行动，就让突厥实质上分裂为东西两大汗国，这个盛极一时的草原帝国在内耗中被严重削弱了。这一成就被证明是扎实和持久的，东西突厥之后再没有统一，并在大部分时间确实处于敌对状态，很多年之后唐朝的辉煌胜利便直接得益于裴矩的成就。
【反映隋吏部侍郎裴矩在河西走廊招商活动的隋代图画】
裴矩还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地理学家和人种学家，炀帝即位后，裴矩成了他在边境问题和国外民族方面的主要顾问，在履行职责时，裴矩前往今甘肃省的边境贸易站，在那里收集关于亚洲腹地的情报;经过认真研究，他向主公呈献《西域图记》，书中描述了中国西面约40 个“国家”的特点，同时概略地叙述了通往“西洋” 的主要贸易路线。《图记》附有详图。在对待西域问题上，他的政策性建议是使用和平方式—— 主要是中国的财富和威望——以尽量争取这些民族或尽量影响它们的代表人物。
裴矩的一大失误在于他推动了炀帝对高丽进行军事冒险的野心，这之所以说是失误，是因为它的结果是灾难性的，被认为是造成隋帝国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宋朝历史学家司马光等遍著的《资治通鉴》对裴矩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唱导也。”。然而把责任都推到裴矩头上是有失公正的，作为一个对外战略制定者，裴矩的理论是合理的，高丽地区是农耕地区，其国民是“开化”的，是容易并入帝国的。但军事上的低能，组织上的混乱，让远征高丽变成一场灾难;另一方面，炀帝杀掉了被证明是隋朝最能干的大臣高颖(高颖是个天才型的人物，他的才能丝毫不逊色于管仲和商鞅，是隋文帝开皇之治的实际执行者，初唐的官员对高颖推崇备至，唐太宗也称赞他“公平正直，尤识政体”)帝国已经没有坚强实干的行政工作负责人，国家行政已经失控，国家的资源被浪费和滥用以致过度消耗，对外实行积极干预扩张政策的基础已经失去。
裴矩只是对外战略的制订者，他专长是外交，他把时间都花在帝国西，北部的地理、民族问题的研究上，而的对帝国内部状况的急转直下是不甚了了的，因此裴矩的失误仅在于他低估了高丽的反抗力量。而高丽的抵抗力量之强是值得钦佩的，伟大的太宗皇帝在位时期发动的意在征服她的战争也未尽全功。
对于裴矩的人品，透过模糊的史料我们可以说，他似乎是一个比较正直的官员。隋书评价他“学涉经史，颇有干局，至于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诸古人，殆未之有。与闻政事，多历岁年，虽处危乱之中，未亏廉谨之节，美矣。”
因为裴矩才能卓越，成绩斐然，他所制定实施的外交政策影响深远，竟也引起外国学者的关注，甚至出现了一些介绍他生平的外文专著。反倒是国人对他知之甚少。
裴矩在隋炀帝面前是个佞臣，出了那么一个坏主意，简直是个罪人，死有余辜。然而裴矩在唐太宗面前，却提出这么一个中肯的直言批评，摆正了君臣关系，端正朝纲。
同是一个人，为何表现如此不一样?是不是裴矩在品格上有什么大的变化呢?
司马光的分析认为，不是裴矩品质上有什么大的变化，而是君主变了。隋炀帝晚年昏庸，昏君出佞臣;唐太宗早年是明君，明君出忠臣。好比华表与影随的关系，阳光照射在华表木上，其投影必随之而变化。正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兵随将转”。裴矩从历次经验中了解到唐太宗是个欢迎提意见的人，只要意见提得对，提得中肯，不仅不会打击报复，而且还会对提意见的人表扬，甚至提拔。正因为如此，裴矩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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