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第一次对高丽发动的侵略战争规模宏大，总计出动了数十万大军。据《新唐书-东夷传》记载：“始行，士十万，万驱；逮还，物故裁千余，马死十八。船师七万，物故亦数百。”而据《唐会要》卷94记载：“初入辽也，将十万人，各有八驮，两军战马四万匹。及还，死者一千二百人，八驮及战马死者十七八。张亮水军七万人，沉海溺死者数百人。”两部史书所述相同：即陆军十万，海军七万，唐军总计出兵十七万人。
然而这只不过是唐军的前锋部队，英国公李绩和江夏王李道宗率十万陆军进驻幽州，刑部尚书张亮统七万水师在登莱集结，两支前锋部队于644年十一月兵进辽东。而到了645年二月，李世民自己则“亲统六军发洛阳”（《旧唐书-太宗纪》），这才是征辽唐军的中军。在史书上，看不到这支太宗亲率大军的人数，不过既然号称“六军”，又是随驾的中军，有拱卫天子的重任，那依照精兵良将扈从御驾的传统来看，数量应该不会少，很可能还要超过前锋的十七万人。
除此之外，唐廷还征调了大量藩属国和羁縻都督府的兵力。据《全唐文》卷7记载：“宜令营州都督张俭、守左宗卫率高履行等，率幽、营二都督府兵马，及契丹、奚……往辽东问罪。”这说明唐军的兵力中还要再加上幽、营两个都督府的兵马，以及契丹和奚的仆从军。而据《新唐书-东夷传》所载，唐廷“又发契丹、奚、新罗、诸君长兵悉会”，说明新罗人也出兵参战了，出兵数量在《旧唐书-新罗传》中有明确记载（“新罗遣大臣领兵五万人，入高丽南界，攻水口城，降之”），即出兵五万。而据《旧唐书》卷144记载，李世民在征辽时，曾为阿史那思摩（东突厥灭亡后，降唐诸部的首领）吸吮伤口处的脓血，由此可知东突厥降部也参与了此役。而据《新唐书-东夷传》记载，统掌半数西突厥降部的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府都护阿史那弥射此次也率部从征，由此可知西突厥降部也参与了此战。
此外，唐军在兵进辽东的行程中，还沿途大量招募士兵入伍，名将薛仁贵就是这样投效军中地，所以唐军的数量还要再算上这一块。据《资治通鉴》卷197记载：“时远近勇士应募及献攻城器械者不可胜数”，可知募到的士兵数量甚众。事实上，仅仅在长安和洛阳这种生活不错的城池中，唐军就募得了三千人，全国各村各镇百姓的数量千百倍于这两城，其中贫苦思变者的比例又远高于两京，应募自然更为踊跃，有个十万八万亦属正常。大略计算一下，唐军此次自身出兵当在三十万以上，再加上契丹、奚、新罗、突厥等达到了四十余万，各支军队从不同方向协同夹击高丽。
据《新唐书-东夷传》记载：“帅江、吴、京、洛募兵凡四万，吴船五百，泛海趣 ……帅骑士六万趣辽东”，而《旧唐书-东夷列传》和《旧唐书-太宗本纪下》中所载与此相同，即陆军六万，水军四万，一些人据此宣称唐军此次出兵的总数为十万，这显然是十分无稽地。首先这些兵马只是唐军前锋部队的数量，并没有计算李世民统领的中军，以及幽、营两个都督府的部队，而且也无视了契丹、奚、新罗等藩属的兵力。其次是并没有考虑到沿途招募之兵，如《资治通鉴》卷197中记载：“帅江、淮、岭、硖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这些募于两京的三千士卒却在《新唐书-东夷传》中并未提及，应是为史官所遗漏，司马光在撰《资治通鉴》时据其它史料才补上。至于前锋部队到底是十万三千还是十七万，几家唐史各执一词，不过《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五》中的一条记载判明了真相。李世民在到达定州后，曾经提及陆军的先头部队，其中有一句“士度辽十万，皆去家室”，这足以证明陆军不会少于十万，六万之说显然不足取信。
在此次征辽中，唐军战死、累死、病死、冻者不计其数，大批士兵没能返回中原，随军的民夫更是不知累死、病死多少，可在《旧唐书-太宗本纪》中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至九月不克，乃班师。”试图藉此来淡化太宗的失败。明明是攻坚持久不下，死伤无算，劳师耗民却一无所获，导致颜面尽丧的败笔，可经史官们利用事实的选择性和语言的倾向性扭曲之后，竟然反倒被粉饰成了大捷，其手法之高妙委实令人钦佩。
据《资治通鉴》记载，此次数十万人远征辽东，一年中多经恶战，可唐军的损失却还不到两千人（“战士死者几二千人”），这个数字大概是司马光据《新唐书》所记而得（陆军“物故裁千馀”，水军“物故亦数百”）。而《通典》中也记载：“役殆两千余，骑失之八九。”这种天方夜谭欺骗了不少人，经改史大王李世民授意爪牙篡改后，唐史中只要与他扯上关系的地方就多有明显失实（或者倾向性极强）之处。有鉴于此，笔者下面对唐军的伤亡情况做一个粗浅的分析。
据《唐会要》卷94记载：“张亮水军七万人，沉海溺死者数百人”，说得好像海军的伤亡都是淹死的，没有死于战事者，这显然不够客观。此次海军先攻取卑沙城，又在建安城下遭遇突袭，主帅张亮吓得面无人色，呆坐不能言，最后侥幸将对方击退，难道这两仗都会不死人么？仅这两役的伤亡，再加上淹死的数百人，仅海军的伤亡恐怕就已超过两千之数，海陆总共折损“几二千人”的说法根本不足取信。
唐朝陆军沿途攻破十座城池，而攻城又是很容易造成伤亡的军事行动，即使守军软弱，伤亡也绝不会少，何况高句丽人还素以顽强著称。如果十座城池仅仅战死千余人，那岂非攻取每座城时才伤亡一百多人？这一看就不符合常情，别的城池不说，就当年阻挡百万隋军，令其围攻数月，伤亡甚众仍不能下的辽东城而言，唐军难道仅死几百人就能拿下么？世上还有比这更荒诞的事儿么？
尤其是唐军还曾在安市城下与十五万高句丽大军决战，并重创对手，斩杀两万，俘虏三万，显见战役规模颇大；而从太宗爱将、左武卫将军王君愕战死便能看出，此役战况颇为惨烈，双方伤亡俱重。“驻跸之役，高句丽与靺鞨合军，方四十里，太宗望之有惧色”，试问这样一场数十万人激战的大规模战役之中，歼敌数万，唐军自身的损失又怎么可能仅有一千多人呢？ 笔者认为，虽然唐军确实在驻跸山一战中取得了大捷，歼敌五万之众，但自身伤亡亦大，当在万人以上，唐史中对此战轻描淡写，好像唐军几无伤亡就平灭了对方十五万大军，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地，一看就是史官为了夸大李世民的武勋而做的曲笔。
此战过后，唐军又在安市城下攻坚长达三个月之久，数十万人四面攻城数月，难道伤亡只有千余不成？在土山丢失后，李世民曾于恼恨中下令不惜代价强攻三日，光这三日的伤亡就不可胜计。数十万唐军千里迢迢而来，耗费无数，国内稼禾因之荒芜，付出了惨重代价，如果攻安市时的损失尚不到两千人，那李世民又怎么可能甘心罢手，不再加大攻城的力度呢？事实其实昭然若揭，唐军在攻安市时肯定死伤惨重，却仍然难以破城，最终才不得不死心撤军。
除此之外，数十万士兵远涉异乡，劳累且水土不服，沿途病、累而死者想必也不少。在归途中，大雪纷飞，将士们饥寒交迫，衣衫褴褛，据《资治通鉴》卷198记载：“十月，丙申朔，上至蒲沟驻马，督填道诸军渡渤错水，暴风雪，士卒沾湿多死者”，这数十万将士和数十万民夫在暴雪封山、补给断绝的严冬绝境中苦苦支撑了两个月，又会有多大的伤亡？
只要认真分析诸家史料，便能通过记述的一些细节感受到此次征辽之战的残酷程度和作战规模，从而对伤亡的数量级产生一个新的认知。铁勒大将契苾何力“次白崖城，中槊，创甚，帝自为傅药。”契苾何力身为前军总管，担任方面指挥要职，连他这种高层指挥官都受了重伤，不难看出战况何等残酷。事实上，在这次远征中，唐军高级将领重伤者比比皆是，战死者也不乏其人。左武卫将军王君愕战死；突厥降部首领，右武卫将军阿史那思摩重伤，李世民亲自为其伤口吮血，悉心医护，但由于受伤过重，最终仍然一命呜呼。像这种数员重将伤亡的惨烈战事，显然不可能仅仅折损一千多人；而据平素唐军将领与兵士的伤亡比率来看，连主将都身陨，麾下士卒的死伤也决不会少。上面唐军的诸般行为，任哪一项的伤亡恐怕都不止一千多人，几项加起来还不到两千人，根本就是瞪眼胡诌，可谓破绽百出，太宗手下的奴才史官们为了吹捧主子，弱化他此次御驾亲征的失败，连最起码的逻辑都不顾了，可偏偏还有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真是令笔者又觉好笑又感可怜。
在撤军的路上，李世民沮丧地说：“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还派人到魏征坟上吊唁了一番，显见对此次的孟浪用兵颇为后悔，隐隐承认了此次远征以失败告终。而据《新唐书-东夷传》记载，在李世民黯然回返至柳城时，“帝临哭，从臣皆流涕。”如果唐军此次仅仅损失一千多人，却歼灭了数万高句丽军，那就算最终没有完胜，也根本无须如此沮丧悲哀，这些细节其实均从侧面证实了唐军损失惨重，恐怕还在对方之上。日后李世民的妃子徐惠在劝谏他不要继续穷兵黩武时，曾提到过一句“以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 。如果此役仅仅损失不到两千人，那对于唐帝国而言根本微不足道，徐惠也不大可能如此郑重地专门提出“丧军”的危害。
仅需要最基本的常识和逻辑，我们便能看出，此次唐军绝对不可能只折损一千多人，数万、甚至十数万人埋骨辽东还差不多，民壮更是不知有多少死于沟渠。当年隋炀帝征辽时，士兵病累而死者不多，民夫已然死伤惨重，沿途尽是尸骨，此次连唐军士卒都“沾湿多死”，民夫又会有多少倒毙于道边？只不过唐史对此避讳不载，才不为人关注罢了。也正是因为人员伤亡极重，耗费的财力和物资又远远超过防守的高句丽人，此次征辽严重得不偿失，所以唐朝君臣才会如丧考妣。否则只要胜负之间还稍有狡辩的余地，以李世民的虚伪好名，多半也要夸败为功，大造面子工程，粉饰出一场辉煌大胜地。此次征辽规模甚大，太宗相关之事在唐史中又素来浓墨重彩，事无巨细，若非结局和过程均不光彩，撰史者皆欲遮羞讳言，新、旧《唐书》中又怎会对此战寥寥几笔带过，很多地方还刻意语焉不详呢？
大学者吕思勉对这个所谓的“二千伤亡”颇为不齿，在自己的著作《隋唐五代史》中提出了明确的质疑：“新唐书高丽传曰：始行，士十万，马万匹，逮还，物故裁千馀，马死什七八。船师七万，物故亦数百。（通鉴曰：战士死者几二千人，马死者什七八。）此乃讳饰之辞，岂有马死什七八，而士财[才、仅]丧百一之理？”不过尽管吕思勉说得有条有理，一语道破玄机，但他毕竟人微言轻，孤掌难鸣，又如何能与弥漫世间的造假潮流相抗衡呢？
自从篡位登基之后，李世民便不顾国家的经济现状频频发动战争，唐朝百姓们饱受兵役徭役之苦，其中尤以远征辽东为甚。李世民征辽时征发的民夫数量史无所载，不过通过辅助资料可以略见端倪。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记载：“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复加矣。”由此可知当时民夫的数量通常是战兵的四倍多。在比沈括早四百多年的唐初，运输技术自然更加落后，因此民夫所需数量只会更多，仅十万陆军所需的民夫恐怕就有五十万；海军的补给难度虽然较小，但登陆后继续前进仍然需要大量民夫，因此唐朝在第一次攻辽时征发民夫当在五十万以上。
李世民连年对外作战，百姓不堪其苦，民间多有自残手足，以躲避强制征募者。不少人采取烧、烫、烙、熨等手段，或用麻染石蜡，缠绕手臂或大腿，再点火将自己烧成残疾，情景惨不忍睹，却被自残者们美其名为“福手福足”，认为虽残躯体，却能得保性命，比起那些被强征到战场丧生者，还算是福气不浅。日后的大诗人白居易深感民生疾苦，曾做了《新丰折臂翁》一诗，描述了逃役百姓的可怜凄惨之景：
“……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臂折来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飞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
诗中讲述了玄宗时期一个寻常百姓将自己捶成“福手”，以保全性命的辛酸过程，嘲讽了帝王将相们为了“封狼居胥”而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其实唐玄宗讨伐藩属时如此景象，李世民时连年对外作战，百姓对征发又何尝不是同样痛恨，境遇又何尝不是同样凄惨？白居易若早生个几十年，且不被强征死于战场，恐怕在贞观年间也会写出像《新丰折臂翁》这样的诗作来。
笔者将心比心，颇能感觉到当时的唐朝百姓在李世民的苛政之下那种无奈绝望的痛苦，可当李世民听闻“福手福足”这件人间惨事后，非但不觉同情怜悯，反倒因治下“刁民”竟敢以此伎俩逃避徭役而勃然大怒，马上下诏道：“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炀帝征辽时天下百姓同样民不聊生，也有不少“福手福足”之惨事，但那时自残躯体尚能躲避征发，保得残生，而李世民对百姓却比杨广还狠，竟连自行致残都无法逃避兵役徭役，非但要带残从征，还要被再行加罪。
在李世民第一次征辽时，虽然也有一些人贫苦思变，希望能藉军功来改换门庭，所以自愿应募从军，但在这被征发的十七万士兵中，其实大部分还是希望过平凡却安全的日子，而不愿到域外泣血博命；至于那五六十万被征发的民夫，连获得军功的希望都没有，自然更加抵触。可是此时自残躯体的路子已被聪明的李世民堵死，没有背景的寻常百姓又如何逃得过这场劫难？因此唐军中充斥着大量被迫前来，不情不愿的士兵和丁夫，有不少人宁可自此弃家流亡，也要冒死从军中脱逃，显见其对强征深恶痛绝。
据《旧唐书》卷74记载，当民部侍郎崔仁师在河南为海军督办粮草时，“韦挺以壅滞失期，除名为民，（仁师）以运夫逃走不奏，坐免官。”韦挺运粮失期，多半就是强征来的民夫大批逃亡所致，诸官多半也曾尽力去弥补过，但最终却瞒不下来，仍然失期误事，主官崔仁师也被罢职，由此可知此次逃亡的规模不小。
征辽路途遥远，粮秣是战争的关键，而运粮就要大举造船，于是早在在644年第一次伐辽之前，李世民便令将作大匠阎立德“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资治通鉴》），以充当运粮船；又于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新唐书》卷100），做为战舰，这九百艘大船一时成为了江西三州百姓的噩梦。此次再伐高句丽，太宗对海船的需求更大，有大臣见该地百姓已然不堪重负，心怀不忍，便在648年六月为民请命，建议将负责造船之处改为剑南道，原因是“属者辽东之役，剑南复不预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舰”（《资治通鉴》卷199，下同）。但到了八月，李世民仍然“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非但不体恤百姓，要求反倒比先前的九百艘更高，民间负担益重。既然这个大臣曾专门提及未承担过造船任务的剑南地区还能保持富庶状态，那言外之意自然是造完船后的江西地区已经沦入贫苦状态了，真不知道这些可怜的江西百姓又该如何再承荷这一千一百艘的重负。
当然，李世民也并没有放过富庶的剑南地区，噩运同样也降临到了蜀地百姓的头上。李世民先是在648年七月“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此举已然扰民极深，可李世民旋即又令巴蜀百姓大造船舶，每家每户都摊派下重负。由于身体堪忧，李世民又急于在生前灭亡高句丽，赶临死尽量谋取名利，因此催逼急苛，民工夫役日夜不停赶工，徭役奇重，百姓苦不堪言。司农少卿长孙知人便曾奏称：“蜀人脆弱，不耐劳剧。大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毕，复征船庸，二事并集，民不能堪，宜加存养。”可见这两项摊派迫民何等深重。
由于身处山地，不擅造船，官府又催逼急切，蜀人多被迫去江南买船交差，或雇佣湖南潭州人代造，一时间船价奇高，巴蜀百姓大多倾家荡产，很多人卖田卖地不够，还被迫要卖儿卖女，无数人间惨剧就这样在太宗的功业大梦中上演，最终导致巴蜀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骚动（“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输直雇潭州人造船；上许之。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蚤然。”----《资治通鉴》卷199）
蜀地的少数民族也深受征辽徭役之苦，他们可不似汉民般乖顺，活不下去便要起事。于是就在所谓的“贞观盛世”里，剑南道（川贵地区）竟然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大量少数民族百姓于648年武装暴动，唐朝出动了两万多大军才将这场民变镇压下去，显见其规模颇大。
剑南地区的大动荡终于令李世民感到惊惧，知道自己迫民过甚，已经超出其忍受底线，便不敢再漠视百姓的苦痛，继续催逼，但造船征辽的计划当然决不能停，于是便“敕潭州船庸皆从官给”，由官方出了买船的这笔钱。其实此时巴蜀百姓已被榨干，再逼迫也无济于事，只能徒增社会动荡而已。与很多人想象中不同，李世民迫苦百姓，并不完全是为了对外做战，就在百姓们卖田卖宅卖子女，以向前来逼催的官吏交税顶役时，李世民这个“仁德”君王却正在他们的血泪上大肆挥霍，就算在连年征战之余，在第二次大举筹备伐辽之时，这个自私自利之徒竟仍然不忘大建宫室，奢靡享乐，真是好一个“仁义爱民”的君王。
李世民第二次征辽前的情景，与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前十分相似，都是民怨沸腾，都是劝阻无数，都是一意孤行。二人唯一不同的只有结果，隋炀帝把第三次远征做全了，于是国家财政和农业经济被彻底拖垮；而李世民却幸运地于649年五月病死在出征之前，不仅结束了大唐百姓的灾难，也全了自己的后世声名。他第一次倾国而出时对安市城无可奈何，第二次就能攻下了么？高句丽这个半山地国家中又还有多少个如安市这样的坚城？唐帝国要花上多少时间，用几次征伐，才能够彻底取胜？唐帝国自身又能否撑到那个时候？
事实上，在李世民殒命之时，唐朝百姓已然不堪其苦，所谓的“贞观治世”早已变得民怨沸腾。为了缓解一触即发的社会矛盾，李治甚至还来不及正式登基便匆忙下令：“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停止了征辽准备和李世民劳民伤财的大修宫室等奢靡行为。幸好李世民死得早，如果他晚死几年，为了私欲再强撑着远征几次高句丽，很可能就会走上和隋炀帝一模一样的绝路，把唐朝也断送在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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