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是城市的一张名片，
记载着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是一个"讲故事"的文化空间，
全球博物馆，开阔你的视野！
—by 全球博物馆
中国最早的“博物馆”是怎么诞生的？
中国古籍中本没有“博物馆”这一名词，有的只是“博物”二字，大意就是见多识广，博识多知。例如《左传昭公元年》：“晋侯闻子产之言，曰：‘博物君子也。’”《汉书刘向传》“赞曰：……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
博物馆（museum）一词，源自希腊语的mouseion，原义是指供奉掌管艺术、科学的9位缪斯（Muse）女神的神庙。而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则出现于17世纪，以英国牛津市中心博蒙特街上的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Museum）的诞生作为标志。阿什莫林博物馆是世界博物馆史上第一个集收藏、陈列、研究为一体，向公众开放普及文化知识的近代博物馆。
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是世界上最早的公共博物馆之一
那么“博物馆”一词在汉语文献中是从何时开始出现的呢？
据学者考证，“博物馆”最早见于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在介绍英国时说“英吉利又曰英伦，又曰兰顿”，“兰顿建大书馆一所，博物馆一所”。在介绍美国时也有“设立天文馆、地理馆、博物馆、义学馆”的叙述。而查对《四洲志》的英文原版——英国人慕瑞（Murray）1836年写的《世界地理大全》
（The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可以发现“博物馆”对应英文单词就是“Museum”，因此林则徐堪称中国翻译介绍西方博物馆的第一人。
虽然自古没有“博物馆”这个名词，但中国很早就开始有意识地设立收藏文物的场所。例如周代设有名为“天府”、“玉府”的专门机构负责保存文物，汉代又有“天禄”、“石渠”、“兰台”这三大图书文物馆。此后历代的宗庙和祠堂也都会部分承担保存文物这一功能。然而中国古代此类机构的性质与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相距甚远，它们只是皇室祭祀或士大夫的私藏、把玩之物，与普通百姓的生活基本无关。
近代早期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博物馆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终于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开始走向世界。很多人出国之后，都会游览当地的博物馆，并将感受记录下来。
林鍼是中国近代较早出国的人之一，他原籍福州，后因家道中落而移居厦门。由于身处厦门这个在鸦片战争后“华洋杂处”的城市，他很早就学会了英文，依靠在洋商那里担任翻译和教授中文，赚取工资。1847年，他受到美国洋行的聘请，前往美国教习中文，所谓“受外国花旗聘舌耕海外”。两年后归国，并将自己的所见所感写成《西海纪游草》，其中便有他对美国博物馆的观感：“博古院明灯幻影，彩焕云霄（有一院集天下珍奇，任人游玩。楼上悬灯，运用机括，变换可观）。”
《西海纪游草》是近代中国人撰写的第一本关于西方国家的游记
继林鍼之后，又有一位叫郭连城的天主教徒于1859年跟随意大利人、时任天主教湖北宗座代教的徐伯达游览意大利。他在游记《西游笔略》中写道：
“初九天雨。游本城博览院。博览院乃本国国王所建，宽大不知几何。院内满列古奇之物。下有玻璃屋数十间，将古时各国所供之伪神像收列于此，身体高大，形容古怪。外有古帝王、名人、功臣之像，俱以白石、古铜匠成，高一二丈。上至第二层楼，则有各项物类，鸟兽之群龙盛，大而犀、象、蛟龙，小而虱、蚁、虫蚊，无不全备。此外珊瑚、珠玉、珍奇、宝贝，灿呈于几案之上，尤为稀世之玩。又上一层，有古人各样用器，如衣冠、文物、琴瑟、杖履等类是也。人曰：此处乃一部百读不厌之格致经，则非居院中一二旬，难遍阅其所积蓄也。”
虽然郭连城称呼自己游览的地方为“博览院”，但根据他的以上描述，我们也不难猜出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博物馆。由于早期中国人对“Museum”的翻译还未统一，所以在不同游览者的笔下，会有各种不同的译法，比如“方物院”、“集奇馆”、“积宝院”、“画阁”、“古物楼”、“积骨楼”、“博物院”等等。
然而无论林鍼还是郭连城，他们出国都是个人行为。直到1866年，官方才第一次派遣凤仪、张德彝和彦慧三名同文馆学生，以及山西襄陵知县、63岁的满人斌椿和他的儿子广英，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一起启程赴欧。1868年，志刚、孙家穀又会同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出使各国。
如今我们在斌椿的《乘槎笔记》、张德彝的《航海述奇》和志刚的《初使泰西记》中，都可以找到他们对于西方博物馆的记录，然而内容大同小异，更多是客观记录，很少议论。
作为汉军镶黄旗，张德彝一生共八次出国，每次都会留下详细的日记
随着晚清国门大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通过各种途径出国考察，他们既有民间商人、学生，也有官方的驻外公使、参赞等。
南通博物苑：最早中国人自办的博物馆
如果说早期出国的中国人逛博物馆更多抱有一种猎奇心理的话，那么到了后来，博物馆就逐渐成为西方文明的缩影和象征。
晚清思想家王韬在游历过大英博物馆后曾写道：“英之为此，非徒令人炫奇好异、悦目怡情也。盖人限于方域，阻于时代，足迹不能遍历五洲，见闻不能追及千古；虽读书知有是物，究未得一睹形象，故有遇之于目而仍不知为何名者。今博采旁搜，综括万汇，悉备一庐。于礼拜一、三、五日启门，纵令士庶往观。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也，用意不亦深哉。”（《漫游随录》）这就指出了博物馆对于公众教育的应有之义。
近代战争的失败与耻辱，使得国人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博物馆也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国人对于西方先进文明的想象。晚清报刊上开始出现这样的观点：“泰西诸国富强之基，根于工艺，而工艺之学不能不读书”，如果开设博物馆，就可以“陈列中外新奇各物，使学徒开其耳目，以资集益”。但问题是博物馆纵有千般好，却要花很大代价出国，才能一饱眼福，要想真正使本国人受益，长久之计还是得想办法建设中国本土的博物馆。
与大学、医院等这些现代公共空间一样，中国本土的博物馆也要归功于外国传教士的引入。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韩伯禄1868年在上海创办的徐家汇博物院，这也是外国人在中国建立的最早的自然类博物馆。其他如英、美、日、俄等国也都在中国境内开设了各类博物馆。
徐家汇博物院的藏品主要是长江中下游的动植物标本。1930年以后划归同属耶稣会的震旦大学，改名为震旦博物院
那么，完全由中国人自办的博物馆是在何时诞生的呢？
直到1905年，中国才迎来了自办的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创建者是著名民族实业家张謇。
然而张謇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为何要去自费创办一家博物馆？虽然张謇一直都有“在沿江沿海省会及通商大埠建博览馆”的想法，但真正促使他下决心办博物馆的原因，还要追溯至他去日本的“东游考察”。
甲午战争后，国内已经掀起了官绅赴日考察和留学生留学的热潮，又因为张謇读过教育家吴汝纶的《东游丛录》，所以一直想找机会到日本去。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日本驻江宁领事天野恭太郎通过江南高等学堂总办徐乃昌，函邀张謇参观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得此良机，他当然不会错过。
张謇在日本见识了日本从欧美输入的现代文明后大受启发，深刻体会到博物馆对学校教育和启迪民智的重要作用，于是他归国后不久便上书清政府请建博物馆，先后呈递《上南皮相国（张之洞）请京师建设帝国博览馆议》和《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遗憾的是，这些建言最后都石沉大海。
既然依靠政府无望，张謇只能动用自己的力量去实现。1905年，他以个人财力，在家乡陆续购民房29家，迁荒冢3000余座，平地筑垣，又多方搜求中外动植物标本、金石文物、先贤遗文，最终创建了南通博物苑。十年之后，藏品达到2万余件，“纵之千载，远之外国”，“古今咸备，纵人观览”。
南通博物苑在抗战时期毁于日军炮火，如今重建的博物馆特色是有大量关于张謇的文物资料。
閱讀更多 全球博物館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