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社會的一大痛點，就是患有常識缺乏症，朋友圈經常發生的價值觀撕裂，乃至有人感喟“人與人之間最大的距離就是價值觀的距離”，其起因就在於彼此間缺少起碼的底線共識。
冰川思想庫特約研究員 |李躍
無意間看到一則新聞。說是湖北恩施來鳳縣有條南河，每逢汛期都會淹沒過河的便道，成為孩子們上學的“天塹”。當地55歲的侯姓老農，汛期時每天早晚都會準時來到河邊，背孩子們過河上學放學。從1978年讀初三時開始，他這一背就是40年。
1
如果時光倒回到20多年前，我會為這樣的新聞而感慨萬分。倒回去30多年，我會如獲至寶地，把老農這種大公無私的奉獻精神寫進老師佈置的作文裡。
但現在，我不會這樣。面對這則新聞，我下意識地想到的是，這則報道是否遮蔽了什麼關鍵信息，整整40年，這位模範人物難道從不用在汛期外出？這些孩子的父母或監護人哪去了？是否涉嫌失職？在拔高模範人物的同時，是否襯托出這些家長不懂得起碼的人情世故？
更重要的是，既然孩子上學這麼危險，當地為什麼不修一座橋？
新聞結尾說，該河橋樑建設已納入當地2018年度扶貧建設項目，縣交運局已派技術人員到現場測量勘察，即將動工建設——這當然是按照表揚稿的口吻來寫的，可只要有正常思維的人，都會冒出這樣一個問號：之前那麼長時間，當地相關部門的“眼睛”在哪裡？
事實上，一個人只要恢復了正常的思考力、判斷力乃至正常的心智，那些用誇張的詞藻所堆砌出來的故事，便會在問詢的目光下現出原形，露出了荒謬的一面，在常識的拷打下變得支離破碎。
比如，有報道稱，一位80高齡的老人，為了替孫子掙錢而進廠打工，同樣引起人無數人“感動”，可這是一種何其殘酷、冰冷的“感動”。
這樣的道德高蹈背後，隱含著一種非常奇怪的、經不起推敲的邏輯。報道的用意當然是通過宣揚這樣一種事蹟來弘揚社會風尚，可問題是，如果這是新聞而不是小說，難道我們不覺得社會機制在哪裡出現了故障嗎？不覺得這種宣揚是對正常人性的扭曲嗎？
2
長期以來，我們總是習慣於無節制地將道德提升到一般人難以企及的高度。比如說，過去記者在採訪一個見義勇為的英雄時，總不忘問上這麼一句：“你在挺身而出時想到了什麼？是什麼力量促使你這麼做了？”如果當事人回答說沒想到什麼，記者便會加以提示、啟發，直到有了令他滿意的答案為止。
這種情況現在雖然有所改變，但我們在稍稍留意那些先人物的典型事蹟時，依然能從中發現刻意為之的拔高的痕跡。
如某某身患重病仍堅持工作，昏倒在崗位上；某某家鄉拍來電報，父親或母親病危，希望其速趕回，我們的先進人物猶豫再三，最後還是決定以工作為重留下來……
為什麼不問一問，這份工作是否真的緊迫到可以不顧身體健康、重要到他人無法替代，而使其不能分身回家盡人子之情？
如果非要讓一份工作與人倫發生如此嚴重的衝突，未免有點本末倒置。
我們並不排除因崗位特殊性等因素使上述設問成為可能，事實上這種現象在現實中也並非罕見，但我們要做的是儘量從制度安排上對其進行改善，而不是無節制地從道德層面進行宣揚和拔高，刻意表現主人公的英雄氣概，因為那有悖人道，怎麼也擺脫不了類似於“殺君馬者道旁兒”的嫌疑。
事實上，我相信，整個社會自有一套相應的道德評判標準與價值尺度，如果一種道德超越了其歷史侷限讓一般人遠遠望塵莫及，那就是一種過度包裝的道德。有位著名的歷史學家將此稱之為“苦難美學”，其特徵就是在宏大敘事的背景下虛化個人的權利與價值，只有堅硬的理念，沒有柔軟的人性。
如果人為地將這種過度包裝的道德或者“苦難美學”拔高到極致，往往就會走向人性與生命的對立面。
多年前曾有媒體報道，一名小學生冒著生命危險，從飛馳的火車車輪前撿起一分硬幣，是因為硬幣上有莊嚴的國徽，不忍其被車輪碾碎。有媒體當年曾對此發表評論說，如果一個人不小心將硬幣掉進了陰溝裡，是否就是對國徽的玷汙，並據此判其有罪呢？
3
梁文道曾經出版過一本暢銷書叫《常識》，他在這本書的腰封上寫道：“本書所集理，卑之無甚高論，多為常識而已。若覺可怪，乃因此為一個常識稀缺的時代。”
沒錯，當今社會的一大痛點，就是患有常識缺乏症，朋友圈經常發生的價值觀撕裂，乃至有人感喟“人與人之間最大的距離就是價值觀的距離”，其起因就在於彼此間缺少起碼的底線共識。
重建常識，才能走出虛無的泥沼。或者說，改革的過程，其本質就是在社會、政治、經濟生活領域重建常識的過程。我們也應該看到，堅固的觀念堤壩在逐漸鬆動，曾經被扭曲的常識正在一點點頑強地還原。
▲《常識》，梁文道 著
尤其在這樣一個移動互聯網時代，資訊、思想、觀念大規模奔流激盪的景象前所未有，那些被“放逐”的常識，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迴歸。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雖然這個時代常識仍舊稀缺，但它畢竟在緩慢而堅定地、越來越多地回到了我們的生活中。
當越來越多的人建立起了屬於自己的質疑能力與批判精神，那些被過度包裝的道德神話就越容易被刺破。
閱讀更多 冰川思想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