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百岁诞辰刚刚过去，在他著名的明史著作《万历十五年》中，曾经辟出专门一章（第六章《戚继光——孤独的将领》）描述和评论明代名将戚继光。
在这一章中，黄仁宇教授这么结尾：
戚继光的不幸遭遇是因为他在一镇中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
他在贫病交迫中死去。在少数几个没有遗弃他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就是为他写作墓志铭的汪道昆。当他写到“口码三号，将星殒矣”，显然有无限凄怆的感触。汪道昆自然不会知道，当地润笔作书的时候，西班牙的舰队，已整备出征英国。这事情的意义，即是军备的张弛，立即影响一国国运的盛衰。世界局势如是，而这阳历1588年1月17日清晨，将星西殒之际，我们一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30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尔哈赤的部队交锋，缺乏威南塘将军苦心孤诣拟订的战术和强调的组织纪律，结果是众不敌寡。兹后八放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人黑水之间，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迟早的问题了。
军人出身而以历史学为专业的黄仁宇教授写到此处，或许有一番别样的思索，一种别样的感慨。
描写戚继光抗倭事迹的电影《荡寇风云》海报
戚继光始终率领的只是一个战术单位
而考究戚继光的生平行事，他的孤独不仅仅在此处。
《纪效新书》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或问曰：“平时官府面前所用花枪、花刀、花棍、花叉之法，可以用于敌否？子所教，亦有是欤？”
光曰：“开大阵，对大敌。比场中较艺，擒捕小贼不同。堂堂之阵，千百人列队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丛枪戳来，丛枪戳去，乱刀砍来，乱杀还他。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容得左右动跳？一人回头，大众同疑；一人转移寸步，大众亦要夺心，焉能容得或进或退？”
这段话就是有人经常问戚继光，那些用于呈现美观一面的武术器械表演能否用于实战？戚继光对此的态度是明确的，那就是断然否认。
在戚继光看来，这些武术器械表演都需要腾挪跳跃，而真正的步兵军阵是非常密集的，根本没有空间供武术套路从容施展。
对于这个问题，戚继光还有进一步的说明：
又如长枪，近见浙江之习，皆学处州狼筅法，中分其半。官军所传之法，亦有回转，但大敌交锋，与平日场上相对比不同。千百之人簇拥而去，丛如麻蓬，岂能舞丈余长枪，徊转走跳？若此，则一二丈仅可布一人而已，不知有此阵否耶？至于中分其半，则又后尾垂带，一为左右挨挤，手中岂能出入？遂乃遇敌而败。不曰习艺之非，制器之误，乃曰枪不可恃，于枪何尤哉！
他的意思无非是说，无论是当时浙江民间的长枪武术技艺，还是军队在单兵操练时候的枪法，都与实际作战的状态存在巨大的差异，正因为在真正的步兵军阵中因为密集的队形根本不存在从容展布武术的空间，所以简单地套用这些套路和持枪的手法，只会带来失败。
戚家军主力是浙江义乌的农民和矿工
在《纪效新书》中，这样的苦口婆心、反复叮咛不绝于笔，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社会大众包括军人团体，对战阵和武艺的误读误解已经达到了顶峰，让关注实战经验和效果的戚继光痛心不已。
早在北魏和平三年（462）十有二月乙卯，北魏朝廷就
制战陈之法十有余条。因大傩耀兵，有飞龙、腾蛇、鱼丽之变，以示威武。
具体是这样的：
高宗和平三年十二月，因岁除大傩之礼，遂耀兵武。更为制令，步兵陈于南，骑士陈于北，各击锺鼓，以为节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黄、黑，别为部队，楯、槊、矛、戟，相次周回转易，以相赴就。有飞龙腾蛇之变，为函箱、鱼鳞、四门之阵，凡十余法。跽起前却，莫不应节。阵毕，南北二军皆鸣鼓角，众尽大噪，各令骑将交去来挑战，步兵更进退以相拒击。南败北捷，以为盛观。自後踵以为常。
在北魏的这个大傩耀兵之礼中，南面的步兵，象征的是南朝刘宋的军队，而北面的骑兵自然象征的是北魏的军队，一方面，这种“演习”的目的是为了显示北魏的军威，所以照例是“南败北捷”，就像军事演习中红军经常性胜蓝军一样；另一方面，这种炫耀军威的活动也具有在岁时节庆中娱乐百姓的目的，所以很多追求视觉效果的娱乐性表演性因素也被加了进来。
北魏的统治者拓跋部入塞较晚，所保存的鲜卑旧俗更加浓厚一些，其“国人”往往组成世兵，成为政权的军事支柱甚至组成最为精锐的禁军，而骑马民族的天性就是强者为王、崇尚军功，再加上当时虽然汉化进程已经进行，但军功贵族仍然具有特殊的地位，所以表演归表演，还不至于影响实战训练较多的军队的战斗力。可是，到了承平已久的朝代，特别是宋代以后，这种花哨无用的表演越兴盛，军队的实际战斗力就越弱。
且看《东京梦华录》里高俅主持的北宋禁军玩的花活，就已经发现与实战基本没有关系了。
诸禁卫班直，簪花、披锦绣、捻金线衫袍，金带勒帛之类结束，竞逞鲜新。出内府金枪，宝装弓剑，龙凤绣旗，红缨锦辔，万骑争驰，铎声震地。
殿前出水棚，排立仪卫。近殿水中，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掉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
宋代禁军很大部分成了仪式化的摆设
军队演习的表演化、民间武术所谓“门派”的兴起、市井文学中小说评书等将传统冷兵器作战简化为大将单打独斗对决，都越来越使得是普通百姓包括未曾参与实战的军人关于战争和军事的认知都与真正的战争经验相去万里。
到了戚继光时代，北京禁军的操练也就是华丽而没有实战指导价值的队列表演，各地军队固然不能说完全是花架子，但是学习训练的军事技能大都是所谓“虚套”，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另一方面，正如《万历十五年》指出的：
在戚继光以前，在军队中受到重视的是个人的武艺，能把武器挥舞如飞的士兵是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好汉。各地的拳师、打手、盐枭以至和尚和苗人都被招聘入伍。等到他们被有组织的倭寇屡屡击溃以后，当局者才觉悟到一次战斗的成败并非完全决定于个人武艺。
出警入跸图卷中展现的明朝禁军风貌
因此，从戚继光的角度，为了避免抗倭之战中中国的外行对付职业化的日本军人这个严重问题，必须自己招募部队，从头进行军事训练。
戚家军刀盾手兵人
边军兵人
戚家军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成军于浙江义乌（今浙江省义乌市），又称义乌兵、浙军，总兵力约4000人，其主要组成部分是义乌的农民和矿工。
戚家军赖以成名的，是严明的军纪，职业化的训练水平，这种职业化的训练水平，最主要的原因是戚继光从实战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造成了他摒弃了所有的“花枪”、“花刀”、“花棍”、“花叉”、“花阵”，只注重军队训练的实战效果。
除了对冷兵器实战技能的重视，戚继光后来还把眼光投向了火器化。到了镇守蓟州时期，戚继光的步兵营里枪炮手接近全营军人总数的40%，加上火箭手，则有将近一半士兵使用火器。他统领的骑兵营的火器也占到兵器总量的50%。在戚继光的强力推动下，明朝工匠还改造发明了“虎蹲炮”和“无敌大将军炮“等性能优良的火炮。
但也正如黄仁宇教授在《万历十五年》中指出的：
蓟州军开始训练，就接受了优厚的财政接济以购买军马、制造火器及战车。这种和其他军镇的不平等待遇，惹来了大量的反感。
戚家军在抗倭战争中也已经使用火器
神机营是明朝军队中专门掌管火器的特殊部队
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戚继光离开福建北上戌守长城备边（防卫蒙古）之时，曾率三军将士在彰义祠祭奠在福建抗倭阵亡的将士，其祭文《祭别闽彰义祠阵亡将士》如下：
惟尔感恩奋义，首陷贼锋，视死如归，甘蹈白刃。若生为国士，死为国殇，亦复何恨！是轻于鸿毛，重与泰山，又死生之大闲。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英毅之魂，其能附我旌旄，同事北壤乎？
“生为国士，死为国殇，亦复何恨！”和他少年时候写下的言志诗“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一样，孤独的将领戚继光，或许正是凭借着这样的信念支撑，在那个无论在精神层面还是技术层面都不太理解他的时代，茕茕孑立，踽踽独行，上下求索，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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