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英法德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炮艇陆续上溯岷江、窥视巴蜀之后，后起的日本也于1911年派遣其长江炮艇队的伏见号炮艇，沿长江而上，一路探测水道，收集水文和军事信息，最终停泊在五通桥竹根滩。
日本在甲午战争后，进行了疯狂的扩军计划，在1897年（明治30年）提出的海军预算中就以保护长江上的贸易为借口专项列出建造三艘计划外的浅吃水炮舰，即宇治、伏见和隅田。实际上，在八国联军侵华以后日本虽然通过英日同盟等手段，加强了在中国的渗透，但是日本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对英国、俄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仍然心存忌惮，亟需维护日本在长江流域的权益,对抗英国从尼罗河、南非等地调来的富有经验的内河海军艇只。期间由于预算不够，浅吃水炮舰建造数量减为了两艘，即伏见和隅田（参加下图）。这两艘小艇的区区吨位和当时日本动辄上万吨的军舰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但是它们建造过程中的增加预算、调整数量和落实经费在内三次重大调整都受到了当时日本海军的高度重视，并且顺利取得了当时日本大藏大臣的同意。
伏见
六年后的1903年，隅田、伏见两艘河用炮舰（即其他国家的内河炮艇）终于委托著名的英国桑尼克罗夫特（Thornycroft）船厂开工建造了。其中伏见艇于1903年3月22日开工，建成后拆建运至上海由川崎造船所重新组装，受到日俄战争中中国宣布中立的影响，在3年后的1906年才组装完毕服役，即未在日本本土出现过的日本海军的河用炮舰伏见（I）级。
为了适应长江复杂的水文环境，该艇的建造时要求非常浅的吃水深度（建成后吃水深度仅为0.6米），同时要求较高的马力、有效的操舵能力、高强度的船体、良好的居住性和强大的通信能力，在这些需求的综合要求下，该艇形成了浅吃水、浅干舷和较高的上部建筑物的特征。
当今军迷很难想象如此一个“小船”如何能纵横长江，但是现代的浅水军舰的吨位也不过百吨，伏见I级在中国海军停滞发展的那个年代，在长江上算是一个硬核桃了。
罗马尼亚海军当代浅水炮舰，伏见号就是类似这么一个东东
1911年4月该艇闯过长江三峡，越过重庆，上溯到川江至五通桥。《中国事变海军作战史》中写到，“在此期间（八国联军到辛亥革命期间），我（指日方）警备舰着力开发中国内河航道。1911年3月，隅田号开辟了洞庭湖常德航路，伏见号同年五月沿长江上游溯航，到达重庆上游的泸州（乐山？），宇治号更于同年6月在广州溯航西江达到梧州。”
辛亥革命爆发后，1911年10月伏见号被编成第3舰队第3小队，11月伏见号根据日海军第3舰队司令川岛次郎少将（驻汉口）的命令从上海赶赴宜昌威胁革命军，后调到沙市。1912年3月伏见号参与了撤退日军华中派遣队的行动。伏见号搭乘了一个小队的日军陆战队到大冶和日海军第2驱逐队的其他舰只共同防守大冶铁矿。2月被替换回沙市。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包括伏见号在内的日海军第3舰队全部舰只回航上海。8月，由于中国宣布中立国，伏见号在上海被解除武装，经修理完毕后，进入浦东海军基地内的三井物产仓库接岸处抛锚，被委托给三井物产会社上海分社保管。舰上人员除留下7名外，其余均回到日本。1917年8月，中国参战后，伏见号和日本及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军舰全部重新武装，8月16日即立刻齐装满员。伏见号准备完毕后即驶向汉口（舰长今川真金少佐）。在后续几年，伏见号积极活动于汉口、长沙、沙市和岳州等地，充当日本军国主义的马前卒。
1923年6月1日，日本武陵丸号轮船运载日货抵达长沙大金码头。主张查禁日货的中国外交后援会调查员例行前往检查，遭到日本水兵无理殴打。为此千余群众会集码头，与日本水兵对峙。下午一时，停泊在湘江中的伏见号在金家码头靠岸，日轮上的海军陆战队员开枪扫射小西门河边的市民和游行演讲的学生，当场打死市民王绍元、小学生黄汉卿，重伤20多人，酿成“六一惨案”。第二日，长沙市罢工，罢课，罢市，七万多人参加了游行示威大会，郭亮和陈赓等同志一起组织指挥了著名的抬尸游行，20岁的陈赓还在游行中负伤。
1927年8月，伏见号还直接导演了“沅江丸”、“武陵丸”两事件。根据日方的资料(缺少可以印证的中方资料)，两起事件均是北伐军“非法”、“强行”搭乘日方船只引起的，伏见号在“沅江丸”事件中武力解除了北伐军骑兵团约760人的武装、在“武陵丸”中解除了约1000（？）名中国官兵的武装，日军以区区数十人敢于武力解决我占优势兵力军队的武装，真是可悲可叹！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伏见号负责大冶的警戒。由于中日之间进入事实上的战争状态，伏见号受武备和吨位的限制，渐渐沉寂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1935年该艇由于过于老旧，在上海被除籍解体，结束了其在中国长江上29年的侵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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