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馬可福音16：15）
粵語作為一門語言工具，成為早期更正教福音傳華的主要語言載體之一。
自秦朝起，經歷朝代更迭的中原人，部分南下至嶺南地區，與當地土著混居後，逐漸形成了以粵語為主要口語的族群。粵語，又稱廣東話，是兩廣地區的主要通行用語，香港和澳門地區官方用語，也是東南亞乃至歐美地區華人社會的一大流通用語。這裡的粵語是一個廣義的概念，不單指標準粵語（廣府話），還包含了兩廣地區許多相近方言，例如在北美第一代移民中盛行的台山話。
粵語曾經作為早期對華宣教的前線工具，在華人福音傳播事工上有著重要的席位。而論到傳福音的預備事工，聖經翻譯是一大要素。
早在十六世紀的明朝，羅馬天主教就嘗試將聖經翻譯為中文，受限於當時官方的不重視，印刷技術水平也不高，翻譯工作非常零散，沒有廣泛傳播。後來，耶穌會專門將沈福宗等改信天主教的年輕中國學者帶回歐洲，以期達到雙方瞭解溝通的目的，然而收效甚微。沈福宗（Michael Shen Fu-Tsung）於1680年代前往歐洲，成為歷史上第一位受法英兩國君主高規格接待的中國人，此事都未曾顯著記載在中國史冊上，倒是西方史中對此有所記錄。由此可見，當時的朝廷上下，並未把福音放在心上。
資料圖片01：沈福宗
直至清朝，由於與羅馬天主教廷在禮儀之事（主要是祭祖的問題）上談崩了，雍正皇帝於1723年下旨禁止一切外國傳教士來華宣教。到了1757年，乾隆更進一步鎖關，沿海口岸僅留廣州的十三行片區給外國人前來經商，商業以外的活動一概嚴禁。
在這種陰雲籠罩的境況中，千里之外的倫敦，一位年輕人正在向神禱告，祈求主為他開通一條艱險的路，去福音的“禁區”——中國。這位年輕人名為馬禮遜，來自倫敦差會。
他最終克服重重困難，於1807年來到中國，並在二十多年的時間中輾轉於澳門，香港和廣州十三行這些粵語地區，用極其有限的資源研究中國的語言，並於1823年正式通過批量印刷技術，印刷第一本完整翻譯的中文聖經。
資料圖片02：馬禮遜
這個時期，馬禮遜面對著兩個主要問題。
一方面，粵民普遍對洋人非常排斥。明代來華的天主教傳道士利瑪竇早已在《利瑪竇中國札記》中提出過對這個問題的思考。
也許是長期被中原邊緣化後形成的無差別排外性；又也許是民眾覺得官方和洋人勾結壟斷，使本地人無利可圖；又或許是當地宗族意識強盛，民風彪悍，在與洋人接觸後一旦發生矛盾，可能上升到“族群爭鬥”的高度，進而對洋人這個整體產生排斥感。儼然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甚至直到如今，還有部分粵民將所有不同膚色的外國人統稱為“番鬼”。）
另一方面，官方勢力也是嚴重的阻礙，清政府嚴禁普通民眾與洋人的接觸。而當新教來華時，已經在澳門的天主教人士曾出面驅趕宣教士，是一股相當大的阻力。
在這樣的環境下，馬禮遜要融入華人社會，尤其是粵語族群，當真是極其艱難的事情。
資料圖片03：廣州十三行
馬禮遜的主要工作是透過文字和語言的。他不僅翻譯了聖經，還學習古漢語和粵語，在康熙字典的基礎上編制了中英雙語詞典。另外，他也設立了現代印刷行，用平版印刷術印製聖經、辭典、福音資料。
資料圖片04：馬禮遜譯製的聖經
在印刷行的主要華人助手是來自高明（如今佛山市高明區）的梁發。這位梁發後來信主，成為第一位華人宣教士。他創作並印製了《勸世良言》，向一批批准備考取功名的文人宣教。在這群文人當中，有一位頗不安分的落榜青年，他在街頭接到了這樣的宣教資料後，腦子裡開始激烈運轉，自編了一套救世理論，自此開始了一場影響深遠的太平天國運動，他就是洪秀全。這不是本文重點，從略。
馬禮遜當時的同工並不多，除了幾位中國工人，還有來自同一個差會的米憐夫婦（1813年來華，因受當地天主教驅逐，後長期在馬六甲傳道），還有1820年相識的美國商人大衛（被後人譽為“美國宣教之父”）。
英國差會踏出了第一步，此刻大洋彼岸的美國正在經歷第二次大覺醒，教會的復興帶動大批宣教士開始熱心禱告，求神為他們開通搶救靈魂之路。
1830年，美國的第一批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和雅裨理（David Abeel）乘坐馬禮遜之友大衛的船來到廣州，向馬禮遜學習中文和粵語。
很快，學者型的宣教士裨治文開始了他的文字事工。1832年，他主編出版期刊《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向當時在亞洲的宣教士們講論中國文化和當下時事，是世界上第一本漢學期刊。在1847年移居上海之前，他主要定居在廣州參與聖經和中文名著翻譯等工作。直至1861年於上海逝世，裨治文將他的大半生都奉獻給了中國的宣教事工。
另一邊，此前一直活躍於東南亞的德國宣教士郭士立（Karl Gützlaff）也在鴉片戰爭前來到澳門及香港，著手翻譯文理版聖經以及出版中文刊物《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和《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and 1833（1831年，1832年和1833年在中國海岸進行的三次航行日誌）》。在他的資助下，以差派工人到中國傳福音為主要任務的中國傳教會（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成立。這個差會在1854年派出了一位深深改變了中國宣教格局的人——戴德生。
郭士立的著作也影響了兩位非常著名的人物。一位是向非洲宣教的傳奇人物利文斯通博士（David Livingstone），他讀了郭士立關於中國的介紹後，立志成為一名醫學宣教士，並計劃來華傳教，後來因鴉片戰爭，被倫敦差會派向非洲。另一位甚至與郭士立有過面談，並通過他了解許多關於中國的事情，這些都建立了他不一樣的理論和思想體系，影響了一代代的人，他的名字叫：卡爾·馬克思。
世界瞬息萬變，在歷史長河裡，各樣的人物生平都交錯在了一起。受呼召而宣教的工人們順服聖靈的帶領穩步前行，預定得救恩的都被主吸引與他們同行，但也有許多人與他們擦肩而過，仍將自己投入到顛沛流離的洪流當中去了。
兩次鴉片戰爭以後，宣教士們被准許在中國境內所有地方活動，廣州不再是唯一的通商口岸，宣教的中心也逐漸向北移動。
粵語曾作為向華人宣教的有力工具之一，按照神所預定的時間，猶如在封閉的鐵桶壁上鑿出了一個小洞，在黑暗裡坐著的人們，暮然發現有光透進來了。
那坐在黑暗裡的百姓，看見了大光，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發現照著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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