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恂（1807-1892），原名醇，因避同治帝名諱載淳（醇、淳同音），改名恂，字忱甫，號韞卿，邵伯人，歷任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官戶、吏、禮、兵部侍郎、尚書，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晚清著名政治家、外交家、方誌學家、書法家。
董恂,清朝末年,官至戶部尚書.
董恂於清嘉慶十二年（1807）生於邵伯鎮，時屬甘泉縣。董恂自幼家貧，曾於鎮上遷居四次。4歲時，祖父便剪字為書，逐字教授。他愛讀書，尤喜考據之學。少年的他，幾乎讀遍了當時邵伯鎮上私人藏書。道光十七年（1840）中舉人，二十年（1840）中進士，並就此踏上仕途。
董恂先由戶部主事派充漕運全書館的總纂，書成後，奉旨發刊，他本人亦升任戶部廣東司員外郎、浙江司郎中。
咸豐年間，經帝師、尚書祁寯藻保薦，奉特旨為量才器使，董恂隨倉場總督慶祺赴天津驗收海運南糧。他認真盡責，過細把關，計省、免費用60萬兩歸公，分撥豐工、沽口、廣西三軍以充餉銀，他亦被授湖南儲運道。
未幾，董恂因丁憂回鄉，三年喪滿服闋後，簡放直隸清河道。其時，南三府有匪情，他召所屬商辦團練，先後誅戮張三黑、夏洛洸、大德和尚等三股土匪，使地方治安大為好轉，被補順天府。
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入侵，咸豐帝卻執意北幸木蘭。董恂會同諸臣聯銜封奏，力闢此議。八月，咸豐啟鑾，作為順天府尹的董恂出示安民：非奉差遣，擅出都門一步即行嚴參，文武各衙門一律辦理。十一年（1861），咸豐帝崩，他又聯銜奏上，會同閣議戴垣、端華、肅順罪，同治帝登極。
由於董恂在這非常時期的非常作為，在同治年間，他官運亨通，位極人臣，先後奉諭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一切事宜，授兵部左侍郎兼署吏部左侍郎，暨禮部左右侍郎，署理三口通商大臣，補授都察院左都御使，晉戶部尚書，賞紫禁城騎馬，兼署兵部尚書、工部尚書，承修東陵工程、昭西陵工程。並任咸豐、同治二帝實錄館總裁。
當時，伊梨將為回所陷，守臣求援，董恂遂建議軍機大臣文祥急速濟之。文祥卻曰：“回何足患？”董恂正聲道：“非回之患，患肘腋有覬覦者；他日以得自回手為詞，何以折之？”又有人有求助俄兵之議，恂亦以為此斷不可行。從而維護了邊疆的安全與領土完整，也避免了後患。
同治十年（1871），鎮江海關查獲漏稅洋船，更名易主後卻不遵驅逐，爭執甚烈。董恂得知後，曉諭英使：“商船犯章，商人走私，有犯條約，應嚴行驅逐，不準在口貿易。驅商耶，驅船耶？認商耶，認船耶？”英使氣奪語塞，遂按約辦理，狼狽而去，國人聞訊，朝野上下無不拍手稱快。作為全權大臣，他主辦外務，奉派與比利時、英國、俄國、美國等國簽訂通商條約。在“弱國無外交”的背景下，他周旋於列強之間，可謂舉步維艱。為維護國家利益，他機敏過人，據理力爭，不辱使命，表現了愛國的凜然正氣。
赫德同中國官員董恂和文祥
光緒元年（1875）董恂又兼署吏部尚書，先後奉派會試副總裁，會試正總裁，考試內閣中書，閱朝考卷官，殿試讀卷官，朝考複試試差等。光緒六年（1880）奏“籌餉十策”，曰：墾荒、票本、關稅、厘金、交代、奏銷、減廉、減平、工程、顏緞兩庫折價等，為上採納。同治八年（1869）六月至光緒八年（1882）一月任戶部尚書，達12年半之久，去位之日，內庫實存銀一百一十萬兩有奇，部庫實存銀七百三十六萬兩有奇，京通各倉存糧三百四十萬石有奇，與同治帝登極之初，戶部僅存銀七萬餘兩相比，亦可見其理財的功績。
董恂為官數十年，身居廟堂之高，但卻時時直念著千里之外的故鄉，對古鎮邵伯懷有特殊的感情。咸豐二年（1852）董恂奉命督運楚南漕糧，路過家鄉時，見運河邊上的鎮水鐵牛保存完好，唯獨尚無銘文，便補撰了鐵牛銘文，他熱心鄉里慈善事業，不僅出資養廉金，倡建博愛堂與恤嫠會，收養無家可歸的老弱病殘，還捐資修築河西大街，並以遒勁的隸書命名為“參府街”（此街在“大馬頭”對岸，今已無跡可尋）。
董恂還利用咸豐三年（1853）冬自湖南“奉諱歸裡”的時間，踏遍故鄉的溝溝坎坎，實地訪問蒐集第一手資料，於咸豐五年（1855）七月動筆，前後用了不到5個月時間，完成了《甘棠小志》，其速度之快令人歎服。《甘棠小志》為古今鄉鎮志書之翹楚，是董恂留給後人的一筆寶貴精神財
董恂於光緒八年（1882）以年老體衰開缺，雖罷職京師，還以“還讀我書”名其室。84歲時仍購買了長達1430卷的《皇詩經解續編》研讀，可見其生命不息，讀書不止的精神。
光緒十八年（1892）董恂病故於京師，終年86歲。彌留之際，他囑其長孫為其柩側掛上挽匾聯“不患不夷，渺滄海之一慄；而今而後，聽史論於千秋。”匾額“還讀我書”。光緒帝親賜祭文，稱其“性行純良，才能稱職”。雖然董恂沒有歸葬故里，但家鄉百姓出於對他的熱愛，特地為他建起了一座衣冠冢，並立碑紀念。（原創作者：朱毓麒 朱華錦 張允生 ）（作者原創，嚴禁轉載，如需轉載，請聯繫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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