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3月3月發行第一張糧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臨時借谷證，比195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行第一套全國糧票，足足早了22年。我們許多糧票收藏愛好者並不知道這段光輝的歷史，不瞭解最初的糧票是在什麼歷史背景下製作的，在發行過程中有多少鮮為人知的故事，它又具有什麼歷史價值。
價值是一個哲學的重要範疇，它是指事物的有用性，表徵主客體的相互作用及其關係。客體的存在和屬性滿足主體的物質需要或精神需要，即為價值。歷史價值是歷史作為客體對於主體人的作用與意義。也是指對歷史發展所產生的積極影響或者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意義。包括從文化或史料方面的特殊意義。如《史記》在我國乃至世界上有著重要的歷史價值，表現在它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錄先秦至西漢武帝時期約兩千年的歷史等等都是歷史價值。
紅軍軍用糧票有什麼歷史價值呢？
第一、紅軍軍用糧票開創了糧票發行的歷史。紅軍軍用糧票非常簡單質樸，簡單到使不少收藏者認為很容易仿造。其實，正如毛澤東主席在《七律·和柳亞子先生》詩裡說的：“莫道昆明湖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簡單之中有非常多不簡單之事。縱觀這些質樸的紅軍軍用糧票，它比現代花花綠綠的各色糧食票證，更有濃烈的歷史韻味，更能讓人賞心悅目。看之精神振奮，想之感慨萬千。諸如第一張糧票，第一張冠“紅軍”名稱的糧票，第一張石印版糧票，第一張政府米票，第一張政府期票等等冠名稱號，這都是實實在在中國糧票歷史上樹立的一塊塊里程碑，活生生第一次書寫中國糧票的歷史。這些前無古人的創舉，唯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蘇維埃政府，中國工農紅軍才能做到。蘇區的幹部和群眾與自己的子弟兵，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敢為天下先，為歷史留下了光輝的一頁。這也印證了毛澤東主席說的，歷史是人民創造的。
紅軍使用的一斤六兩米票
第二、紅軍軍用糧票的管理為以後提供了經驗。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糧票如何設計，如何發行，如何兌換，如何結算，如何加強管理，都是一個前無古人的全新問題。蘇區政府，尤其是糧食管理部門，發揮設計人員、工作人員、紅軍官兵的聰明才智，結合蘇區的實際情況，開闢了一套糧票發行、使用與管理的新路子，創造了行之有效的好辦法，為以後抗日革命根據地，解放區乃至新中國成立後的糧票發行管理提供了經驗。
關於糧票發行與管理工作，陳潭秋同志作出過巨大的貢獻。1934年2月，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潭秋同志受命於危難之際，被任命為中央糧食部部長。他一上任，首先進行的是在全中央蘇區範圍內深入開展節約運動，並且以身作則，身體力行，立竿見影。他一方面在1934年4月16日《紅色中華》上發表了《把節省運動開展到群眾中去》的社論，要求每個人節省三升米來捐助紅軍。一方面自己帶頭節糧，每天只做兩頓飯。遇上飯量大不夠吃的同志，陳潭秋經常把自己的一份飯分一部分給飯量大的同志吃，自己卻餓著肚子工作。在這種異常艱苦的日子裡，陳潭秋同志嘔心瀝血，對紅軍米票、紅軍臨時借谷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借谷票、群眾借谷收據等等紅軍軍用糧票的使用與管理，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具有歷史意義的方案與措施，使各種紅軍軍用糧票得以順利發行，規範週轉，精確結算。
第三、紅軍糧食供給制度給紅色政權建設留下了有益啟示。1933年，王明路線在中央蘇區完全排斥毛澤東對紅軍的正確領導，錯誤地提出在短時間內實現創造一百萬紅軍的口號。他們不顧根據地的實際條件，無限地擴大紅軍，已遠遠超過了根據地人民的經濟負擔能力，使得中央蘇區的經濟不勘負重，尤其是糧食供給，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另一方面，由於蔣介石國民黨軍隊的大舉進攻，中央蘇區的面積日益縮小。因此，解決紅軍部隊的糧食供給，成為當時黨和蘇維埃政府非常重要非常急迫的工作。除了開展節省運動以外，蘇區政府多次開展向群眾借谷運動。尤其是1934年6月和7月兩次大規模借谷，動員了整個中央蘇區。在蘇區全體共產黨員的模範帶頭下，上上下下傾其所能地收集糧食，運往前線供給紅軍部隊。在蘇區中央局的領導下，各級糧食部門依靠群眾的力量，確保了紅軍部隊的糧食供給。這種在特殊時期，特殊困難條件下，採取的特殊措施，是我軍糧食供給歷史上的一個奇蹟。為什麼能夠在這麼艱苦的情況下保障紅軍部隊的供給，陳潭秋同志在24萬擔糧食動員的總結中概括為：絕對相信群眾；堅定執行黨的指示；進行廣泛深入的政治宣傳鼓動，反對任何強迫攤派的方式；團結和組織模範的紅軍家屬和積極分子來領導群眾；克服過去工作上的弱點和錯誤，徹底消滅文牘主義的領導方式。這就是戰爭時期解決軍隊糧食供給最有益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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