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紀二十年代前後的劍橋大學
留下了不少文學名人的青春
其中就包括我們今天推送的兩位主角
納博科夫和徐志摩 」
✦ “劍橋好浪漫，喚醒我的愛”
徐志摩去劍橋大學，據說是因為在倫敦的時候，正好和林徽因的戀情受到挫折，於是決意離開，放棄他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學習計劃。1921年春，他來到劍橋，成為國王學院的特別生，先後大約待了有一年半的時間。雖然徐志摩在劍橋逗留的時間不長，但這次經歷居然成為他的人生新起點，從那時起，他的志趣就開始由政治學轉向文學。
初抵劍橋，徐志摩充滿了新鮮感，他寫到：“從此黑方巾、黑披袍的風光也被我佔著了”。 這裡所說的黑方巾和黑披袍，指的是劍橋本科生在正式場合，或在某些規定的場所，必須穿戴的學位服。我用心琢磨這句話，不知道他說的“佔著了”是什麼意思，究竟是說他自己也戴了黑方巾，身穿黑披袍呢？還只是站在國王學院橋邊的那棵古樹下，觀望那些身著黑方巾和黑披袍的劍橋學生呢？
© 上世紀20年代，劍橋學生們的標準穿著
我的猜想是後者。徐志摩當時只是國王學院的特別生，不算是正式註冊的劍橋學生，因此他不可能穿上黑色的本科生學位長袍，也不可能住在劍橋大學的學生宿舍裡面。事實上，他一直住在校外，住在校外的好處是，不必像劍橋學生那樣夜晚翻牆回宿舍，動輒被門房處以罰款。
徐志摩來到國王學院的那年春天，留學生納博科夫已是劍橋大學二年級的學生，他的宿舍在三一主院的西南角，斜對面就是牛頓當年住過的宿舍。納博科夫對他在英國留學那幾年的記憶，與徐志摩的溫馨回憶恰成鮮明對照，用納博科夫自己的話來說，那是一段隱晦和潮溼的時光，從一開始就充滿了不祥的預兆。
© 1919年，21歲的納博科夫來到了英國劍橋（左二），正式註冊為三一學院的學生
據說報到那天，納博科夫身穿黑中透藍的學位長袍，頭戴黑方帽，去見導師哈里遜，但很快就發現自己幾乎走進了一場荒誕劇。根據納博科夫在自傳裡的回憶，大致的情境應該與我如下的描繪相差不遠。
哈里遜導師的辦公室在二樓，一年級學生納博科夫走上樓梯，來到哈里遜辦公室門前，沉重的大門虛掩著，他敲了一下。
“進來吧！”
一句短促的聲音從遠處傳來。
已是黃昏時分，納博科夫穿過前廳，小心翼翼地走進導師的書房。書房的光線很暗，只有大壁爐那邊透過來一息微弱的火光，他隱隱綽綽地看見壁爐前擺著一把椅子，看不清椅子上坐著什麼人。納博科夫向前跨了一步。
“ 我的名字叫……”
話音未落，納博科夫不小心一腳踢翻了哈里遜先生放在座椅旁邊的茶具，壺裡的茶葉全部翻倒在地毯上。哈里遜不滿地嘟囔了一句，從座椅上斜過身來，伸手把茶壺扶正，然後用手指頭掬起茶壺口吐出來的那一團黑糊糊的茶渣，又把這團東西重新塞回茶壺。
同類事情似乎常發生在納博科夫身上，讓他窘迫不已。對於一個在聖彼得堡長大、嬌生慣養的俄國貴族後裔來說，劍橋的學生生活實在難以忍受，尤其是宿舍裡的寒冬。他寫道：“冬天的寒冷讓我苦不堪言……早晨起來，水罐裡總是結著一層薄冰，用牙刷輕輕地一敲，薄冰立刻成為碎片，把水罐弄出叮噹的響聲。”
也許這種叮噹聲還悅耳，但每天早晨起床，是一場逃避不了的磨難。納博科夫身穿單薄的睡袍，胳膊下面夾著一包浴具，打著寒噤從宿舍走到浴室，途中要穿過那個狹窄的三一巷。由於他喜歡瀟灑，拒絕像英格蘭人那樣貼身穿羊毛衣，所以他身上穿的那件從倫敦買的紫紅色睡袍，必定讓他經受零度以下氣溫的考驗……
✦ “穿那種英格蘭貼身羊毛衣，劍橋怎麼可能浪漫。"
也許，當年徐志摩站在國王學院橋邊的那棵古樹下，觀望那些頭戴黑方巾、身披黑披袍的劍橋學生的時候，未必沒有看見納博科夫的身影在他的面前走過。也許，在1921年初夏的某一個清晨，徐志摩可能與穿著紫紅色睡袍的納博科夫在三一巷的拐角處不期相遇，但彼此並不認識。
兩人擦肩而過，各自走向一個未知的命運。
© 當時的劍橋，空氣裡充滿了理論戰爭的硝煙
人們很難想像，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劍橋並不像今天這麼平和寧靜。在那時，這裡是一個充滿激烈理念衝突的地方，空氣裡充滿了硝煙—— 思想和思想的交鋒同樣是真正的戰場。從納博科夫的回憶和其他劍橋人的記載中，我們多少可以領略到當時的氣氛，在這裡，英國同學奈思畢特的出場尤其關鍵。
奈思畢特信仰社會主義，這樣的年輕人在劍橋大學的中間很普遍，他們都想從納博科夫的口中瞭解一些關於俄國革命的事情。奈思畢特經常找納博科夫聊天。這人身材修長，舉止優雅，顯然來自有教養的家庭。兩個人聊天的時候，奈思畢特會不停地擺弄他的菸斗，一邊抽菸，一邊耐心地聽著納博科夫對俄國革命的抨擊。
奈思畢特倚在壁爐旁邊，把菸斗在壁爐臺上磕了幾下，叩出裡面的菸灰，他的兩條長腿換了一個姿勢，又重新悠閒地交叉起來；那兩隻手始終不停地動作，他不慌不忙地把菸絲裝好，打火，點燃，深深地吸上一口，這才把菸斗從口中拿開，說道：
“你家人的不幸，我說過我很同情，但你別忘了，列寧發動的是一場從未有過的革命，革命能不流血嗎？何況，資本主義國家對蘇維埃新政權進行了全面的封鎖，特務間諜天羅地網，時刻在威脅著它的生存，你說它能不整天緊張，有過激的反應嗎？再說，從前的沙皇統治殘暴不殘暴？列寧推翻的是沙皇統治，還有你們這些白俄貴族，要不然，他怎能讓工人農民當家作主？”
納博科夫寸步不讓，他說：“像你這樣整天坐在安樂椅上的社會主義信徒，不如搬到蘇聯去住著，你去親身體驗一下蘇維埃政權的厲害好不好？我敢打賭，列寧會把你這樣的知識分子全部趕盡殺絕，就像農民捕殺野兔那樣毫不留情，到時你還唱什麼高調？剛才提到沙皇時代，我告訴你，即使在沙俄最黑暗的年代，我們還能聽到不同的聲音，可是現在呢？現在……”
奈思畢特把菸斗從嘴裡拿出來，在空中做了一個優雅的手勢，打斷了納博科夫的話。
他笑著說：“恕我直言，自由言論從來就不是貴國的傳統，這和布爾什維克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換個話題吧，我一直想問你，你怎麼看馬雅可夫斯基？”
表面：“你們英國人對俄國的瞭解太膚淺。”
潛臺詞：“你說的有道理，但我不認輸。”
在英國同學中，奈思畢特最早成為納博科夫的朋友，說不定也是他惟一的英國朋友。有了這個當地朋友的引導，納博科夫才有倖進入劍橋大學的特有文化圈，也才有幸瞭解並且遵守劍橋本科生的那些不成文的禁忌。本科生的這些禁忌不但繁複，而且讓納博科夫，也讓今天的人覺得怪異。比方說：
禁忌之一：在任何情況下，見人都不握手，不點頭，不問早安。碰見熟人，包括碰見教授的時候，咧嘴一笑，或者高喊一聲就行了。（做作！）
禁忌之二：無論天氣有多冷，外出不得戴帽子，不得穿大衣——這一條其實不易遵守，原因是納博科夫最不喜歡穿英格蘭毛衣，他不穿大衣就得感冒。（逼著我穿貼身羊毛衣？）
禁忌之三：不得被學校制定的任何規矩所束縛，絕不循規蹈矩，晚上需要翻牆時，就翻牆。（神經病啊 !）
納博科夫對英格蘭貼身的“羊毛衣“的憎惡，在自傳《說吧，記憶》裡表露無遺，來看看年輕的納博科夫的”時尚觀念“
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能夠誘使我貼身穿上使英國人秘密地保持溫暖的“羊毛內衣”。穿大衣被認為是女人氣。一般的劍橋本科生，無論是運動員還是左派詩人，通常的穿著都有堅固結實和顏色暗淡的特點： 鞋子是厚厚的橡膠底的，法蘭絨褲子是深灰色的，叫做“jumper”的、穿在諾福克式外衣裡面的對開襟針織厚運動衫是保守的棕色的。我想可能被稱做同性戀的一幫人穿的是舊的淺口無帶皮鞋，極淺的灰色法蘭絨褲子，亮黃色的“jumper”和一套上好的套服的上裝。
我年輕時對衣著的專注已經開始減弱了，但是，在俄國的正規風氣之後，穿著淺口便鞋四處走動，可以免用吊襪帶，衣領縫在襯衫上，似乎是件挺好玩的事情—在那些日子，這是大膽的創新。我懶散地加入的這種微帶化裝舞會式的活動給我留下的印象太微不足道了，如果按這樣的格調寫下去會是很乏味的。我在英國的大學生活的故事其實是我努力成為一個俄羅斯作家的故事。
《說吧，記憶》
譯：王家湘
奈思畢特身上有一種頹勁，這叫納博科夫很欽佩，但他很快就明白，除了在文學上有共同的興趣和愛好，兩人可以彼此欣賞之外，在政治上，自己永遠不可能與這位朋友志同道合，更不必說在經常的辯論中說服他了。
那個時代的劍橋大學，像奈思畢特這樣的左翼知識分子有一大堆：費邊社會主義、共產黨、工黨、女權主義、布盧姆斯伯理團體(Bloomsbury Group)、使徒會、邪學社、裸體派等，這些人聚在一起時，總是進行無休無止的思想辯論。1917年俄國革命爆發以後，這些英國人全都對俄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也開始注意到劍橋大學新到的幾位俄國留學生，這些俄國學生是尾隨父母，來到西歐國家避難的青年。
© 當時劍橋著名的布盧姆斯伯理團體 (Bloomsbury Group)
圖中可以看到很多日後的大作家
諸如：伍爾夫，E·M 福斯特
（二號蒐集材料時，還發現了很多裸體派的圖片，不能給你們看。）
然而來自異國的興趣，並沒有辦法感染我們的納博科夫，他既無法融入左派的學生團體，對於積極向他靠攏的右翼學生，又覺得這些人一個比一個淺薄，讓他倍感不屑。而對那些失去家國的俄國同胞，納博科夫則尤其感到失望，他們斤斤計較個人得失，一面為自家的房產地產被剝奪一事痛心疾首，一面卻弄不清自己究竟是反對克倫斯基，還是反對列寧。
納博科夫成為小說家以後，他慣常使用分身術或折射法，把自己內心最隱秘的東西投射到小說的人物身上。而且，當納博科夫筆下的人物是一位作家，那麼在這個作家創造的文學人物身上，我們就能捕捉到更多的蛛絲馬跡。翻開《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實生活》第七章，主人公奈特在他自己的小說裡，敘述他/納博科夫？——在劍橋大學時的心裡狀態：
我大腦裡的天窗、蓋子、門無時無刻不是一齊敞開的。多數人的大腦都有星期天，我的大腦卻不肯休半天的假。這樣持續不斷的警醒給我造成了極端的痛苦，後果很糟糕。一件平常不過的事，輪到我，就變得極其複雜，它會在我的大腦裡勾起一連串的聯想，拐彎抹角，莫名其妙，一點實用價值都沒有，因此，我或者乾脆放棄不做，或者由於精神過於緊張，把事情搞得一團糟。
《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實生活》
譯：谷啟楠
有一天，納博科夫在劍橋逛舊書店，發現一部四卷本的《活著的俄語詞典釋解》，如獲至寶，當即買來，他發誓每天讀十頁，一直不停地讀下去。因為在這段時間裡，納博科夫忽然陷入一場巨大的恐懼之中，這是他離開彼得堡後的第一次精神危機。面對流亡這個鐵打的事實，面對他自己永遠可能要流亡下去的前景，二十歲的納博科夫心裡，產生了種種不祥的預感，他惶惑起來，不斷地問自己：萬一我失去了母語怎麼辦？
© 勾起當時年輕的納博科夫鄉愁的四卷本的《活著的俄語辭典解釋》
語言，惟有語言，才是他從俄國帶來的財富；尤其對於志在寫作的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語言，那不就等於失去了一切嗎？納博科夫開始失眠。
每天晚上回到宿舍，他把《活著的俄語詞典釋解》、普希金詩集、果戈裡和托爾斯泰的著作都一一攤開，擺在床上，他自己則坐在這些書的中間，像發了瘋似的閱讀俄國文學，翻來覆去地讀，一直熬到天亮 ……
與這樣的經歷相比，徐志摩筆下的歐洲和劍橋大學，好像是另一個世界，它往往讓人想到明信片上的風光，想到職業攝影師的鏡頭，那是在合適的光線下捕捉到的理想畫面，明暗對比、色澤濃淡都有安排，恰如一個旅遊者的夢。
粗粗算過，這兩個年輕人——納博科夫，徐志摩——在劍橋大學邂逅的時間，前後既有重合，也有相隔不出三四年的。在這幾年裡，英國現代主義詩歌的實驗，正如布盧姆斯伯裡成員的裸泳，已經在劍橋內外如火如荼地展開了。劍橋的右翼保守派學生不時地和布盧姆斯伯理團體發生衝突，打砸搶這一類的事也時有發生……
徐志摩的詩歌生涯也始於劍橋大學，奇怪的是，他和納博科夫都是外國留學生，又差不多同時都在劍橋，為什麼這兩個人眼裡的劍橋大學，會出現如此大的反差？這裡面反映的是詩人性格上的差異？還是生活遭際的不同？抑或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使然？
同納博科夫在文化衝突中喚醒與語言和文學的強烈責任感不同，徐志摩吟詩賞月，自娛自樂的方式，可能是因為他沒有機會融入劍橋那個特殊的小社會，這當然也許還有其它的原因，但無論如何，畢竟，旅遊和流亡，兩者之間存在天壤之別，徐志摩從來沒有像納博科夫那樣，參與那些充滿硝煙的辯論，被捲入大學生中間無處不在的思想衝突之中。
全文完
文章出自學者劉禾《六個字母的解法》
《六個字母的解法》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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