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河最后一道弯的西岸，湘江与浏阳河冲积出的福安垸内一块平地称作四方坪，在这儿的浏阳河渡口有一片黑石，人称黑石渡。在建浏阳河大桥之前，黑石渡一直是城东菜农入城贩卖蔬果的水路渡口。解放后，在这儿相继兴办了许多工厂。此外，还建了相应的生活区与联合子弟学校。
过去这里的德雅路一带中学林立，曾有多所民国时期办的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多数陆续搬离原址，后来只保留了行素与广雅中学。
行素中学是抗战胜利前夕创立的，它是解放初长沙最后消失的私立中学之一，从它的校名就可知它和其他学校有着不同的教育理念 [1] 。
注 [1]：行素中学校名取“君子素位而行”之意，并以“卑之无甚高论，坐言不如起行”为校训。教学上将“三三制”改为“五年一贯制”，缩短学习年限，并打破初、高中的界限；改大班教学为小班教学，以便教师全面顾及；改编教材，删掉初、高中重复之处；减少授课时间，增加自习和课前预习时间；采取单科独进的办法，每学期都设一重点学科，其它课程放于次位，以使主科能一气呵成，学生能专心一意学好主科。
行素中学采取启发式教育，提倡熟能生巧，巧能创新，鼓励学生自己多思考、多领会，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考试不要监考，提倡“诚实制度（Honest sysytem）”，在行素校园里形成了自觉抵制考试作弊的优良风气。
实际上，行素只是一所规模较小的中学，而且坐落在远离市区浏阳河畔的丝茅冲。学校紧挨着黑石渡的一个工厂，那时周围还十分荒凉，学校和工厂之间只有一个卖食物的小店。
图 丨解放前后长沙行素中学全景（作者提供）
行素中学出名并不是因其五年一贯制的教学体制，而是因为1952年春对校长邬干于的批判 [2]。
邬干于，原名朝宪，湖南新化人。1916年毕业于长沙明德中学, 后赴日留学。1919年赴美国，先后在太平洋学院、华盛顿大学攻读教育学。1927年回国，两度在长沙明德中学任教，任过贵州大学、成都大学、广西大学等校的教授。抗日战争时，研究中学学制改革，主张中学五年一贯制。先在妙高峰中学开设实验班，1944年在新化创办行素中学，1947年迁址长沙丝茅冲。其时，行素中学升学率为全省之冠。
注 [2]：五年一贯制是教育改革的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内容涉及学制、教学方法、科目设置、内容选择、课时安排、学习环境、生活习惯、思想品德教育等方面。它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邬先生的学制改革实验，成绩斐然，为社会公认，家长赞许。因此，邬先生深受学生爱戴。但遗憾的是，在1952年的湖南思想改造运动中，邬先生曾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指控为“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思想的典型”。
当时，新湖南日报几乎每日都登载了大约一整版批判其教育思想的文章，持续约有一个月之久。1955年春节我到东北后不久，竟然在锦州图书馆也看到了一本批判邬干于教育思想的书。
这项运动的开始虽比批判胡风的运动早两年，但对运动的整体定性，却并非十分严重。仅仅只是不让他管理这所学校（但仍是私立）而已，还许可他去新的岗位，从事新的工作。据说，他后来去了天津的久大化学工业公司，直到1956年才被聘为湖南文史馆馆员。
“文革”期间，毛主席发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的指示 ，有人提出让邬干于来具体操办，他以年迈为由拒绝了。1974年，他在天津去世[3]。
注 [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在广大行素校友的自发奔走和强烈要求下，邬干于被错误批判一事，于1986年被湖南省教委平反，恢复了邬先生的名誉。
1992年，邬干于先生的骨灰由其女儿邬茞茜和学生何宓护送回长沙，七中全体教职员工为老校长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会后，邬先生的亲属、行素校友及七中领导一起将邬先生的骨灰遵其生前遗愿，洒入湘江清波之中。之后，行素校友们集资成立了以邬干于名字命名的教育基金会，以此方式来永久地纪念他们的恩师。
图 丨1992年邬干于先生骨灰撒入湘江前，行素校友和七中领导在湘江边作最后的告别
行素中学实际上是我国中等教育的一块试验田，我就读这所学校，完全是偶然。
1951年4、5月份，我们兄弟从洪江迁到长沙，因各学校都不接受原年级插班，于是就到了青年会馆中苏友好协会去学习俄语，直到下学期才进了三联小学。
在这里读了一学期，就放寒假了。开学再回到学校时却大吃一惊，不但学校已更名为磨盘湾小学，校长也换了，而且高小还要停办。我想转到附近一些高小，但对方均以已开始上课为由，不予接纳。
幸好那时中学是独立招生，我便想到考初中。看到街上私立行素中学的招生海报，我就用洪江高小五年级的肄业证书报上了名，这样，我便成了行素中学的学生。
那时，邬干于的教育理念正在受到批判，他极少到学校来，我在该校读了一年书，只见过他一面。但是学校的政治空气却异常紧张，常常因为一句玩笑或一个小动作，都会被批评甚至批判。
图 丨妙高峰中学校门（作者提供）
丝茅冲离我居住的识字岭有七、八里路，走路要花去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早晨必须起的很早。中午也不能回家吃午饭，但又无钱在学校搭中餐，所以我常常饿着肚子上下午的课。第二年，我转学到了妙高峰中学78甲班，两校同是春季始业。邬干于很早就在妙高峰中学开设了“五年一贯制”实验班，实际当时长沙许多中学都办了这个班（因为当时苏联实行的就是五年一贯制）。
1954年春，剩下的私立中学妙高峰中学、明宪都已改为公立中学，我时刻关注行素的存亡。不久我听说它并入两年前由广雅改为公办的第七中学（并非同时合并，行素中学于1953年10月并入），这所“我行我素”的学校从此消失。
图 丨长沙市第七中学老照片（作者提供）（现改名为“长沙市一中开福中学”）
有一天，长沙市突然宣布全市取消春季始业，也取消五年一贯制，引起这个年级学生极大的震动，他们不但不能按短学制毕业，而且毕业也意味着失学。
全市大概有七八个这样的年级，这些学生们彼此联系，准备在全市统一行动，表达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给他们学业前景造成变数的焦虑与不满，但并未实现。每个学校学生都这样折腾了一阵子，可能是他们疲倦了，也可能是校领导做了工作，后来便都沉寂了下来。最终他们仍然延迟了毕业，被推向了社会。
我因要去东北和家人团聚，大多数活动都没参加，到东北后和同学们也失去了联系。不知道他们中有多少人能进入到上一级学校，其所占的比例是否同前后毕业的人数相近。80年代初我回到了长沙，后参加市十一中（原妙高峰中学）九十年华诞，竟没有见到一位这个年级的同学。
我深深地感到：本来学制变更带来的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只要稍微把心思放在这些求学的少年身上，就不会有这样的结局。要知道中学不但传授知识，教会如何做人，还可能会因一时的疏忽，对这些前途未知的少年，造成一生的遗憾。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也快进入杖朝之年，长沙市东北角浏阳河这最后一道弯，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虽不是长沙最繁华的处所，但我国最有名的大学之一——国防科技大学，湖南社会科学研究的火车头——社会科学院均落户在这里，还有传承了行素中学敢于创新、勇于进取理念的一批中小学的入列，这个三面环水的街区已是长沙文化氛围最为浓厚的街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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