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16年，东北建州女真部的首领努尔哈赤带着对明朝的“七大恨”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后金，开始在辽东一带建立了割据政权，与明朝公开决裂。要说这“七大恨”实在是冤枉明朝了，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爱新觉罗·觉昌安和爱新觉罗·塔克世皆为明朝边关将领，任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介绍一下明朝的军队制度，明朝统一全国后，根据刘伯温的建议，朱元璋创立了独特的卫所制度，自京师达于郡县，皆设立卫所，卫下设所，一卫有军队五千六百人。各省的卫所由各省的都指挥使司（明朝地方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与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合称三司，分掌地方军政、民政、刑狱）统辖，各省都指挥使司由大都督府（1361年创设）管辖，1380年（洪武十三年，洪武是朱元璋在位时的年号），大都督府一分为五，分为前军都督府、后军都督府、中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右军都督府，他们对各省都指挥使司实行划片管理，军都督府主要负责军籍管理，武职世官﹑流官﹑土官的袭替﹑优养﹑优给等。
奴儿干都司
在公元1390年（明洪武二十三年）时明朝公有内、外卫547个。1412年（明永乐十年）在图们江流域设置了建州左卫，其指挥使为女真族首领世袭，归属明奴儿干都司节制。在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任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时，觉昌安和塔克世父子二人和当时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关系还都不错，根据一些历史的记载，塔克世的长子努尔哈赤也曾生活在李成梁身边一段时间，李成梁对他不错。觉昌安和塔克世这两人在1583年（万历十一年）在明军与地方反叛武装的战斗中作为明军的向导被明军误杀，这引起了努尔哈赤的恼怒。同年，努尔哈赤袭封为建州左卫指挥使，进而拥兵自立，从1583到1616年的33年中，就在明朝的眼皮底下努尔哈赤逐步统一了女真各部，不知道明朝的边将和明朝朝廷都在想什么。
后金
扯的有点远，接着说正事。1636年，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1636年—1912年）正式建立。1644年，清军入山海关，占领了北京并迁都北京，定鼎中原，此后逐步消灭了明朝残余势力和农民军势力，一统全国。1669年（康熙八年），年仅15岁的康熙皇帝智擒当时最大权臣鳌拜，一举摧毁了鳌拜的势力。在稍微巩固了一下自己的统治后，时间来到了1673年（康熙十二年），这时的康熙皇帝（1654年—1722年）年仅19岁。公元1673年，康熙帝下令尽撤三藩（清初三个汉族藩王），令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退回到关外的辽东地区。假如康熙帝能够学当年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之举，给予为清朝立下赫赫战功的三位藩王妥善的安置，这时的平西王吴三桂已经62岁，平南王尚可喜已经70岁，只有靖南王耿精忠时年30岁。在古代的那种寿命条件下，如果说分别已经进入花甲之年和古稀之年的吴三桂与尚可喜（尚可喜在三藩之乱中始终未反叛清朝，而是抵抗吴三桂，1676年，被其长子尚之信软禁，夺取广东最高指挥权，响应吴三桂叛乱）一开始就有谋反之心，真的有点勉强。吴三桂其实也只是想在云南裂土封王，由其子孙世代承袭其爵位。
三藩之乱
既然康熙帝如此决绝，那么三藩也不是吃素的，1673年的十一月，吴三桂首先起兵，“三藩之乱”开始，1674年福建的耿精忠起兵响应，随后当时统治台湾的的延平王郑经（郑经系郑成功长子，1655年，南明永历帝敕封郑成功为延平王）也起兵相应，1676年，尚之信在软禁其父尚可喜后投降吴三桂。这四家，从实力上来讲，吴三桂军事绝对的第一。分析一下当时双方的实力对比，据《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记载，1657年（顺治十四年），户部尚书车克奏报 ，该年八旗满洲男丁数约为5万人，蒙古男丁数约为2.6万人，所属汉军约32万（包括汉军八旗、汉人为主的绿营兵等）。清朝崛起时，女真各部不过百万人口，当时仅就吴三桂一家的明里暗里的兵力就可与当时的清廷兵力相当，当时吴三桂的部将王辅臣、李本深、吴之茂分别是陕西提督、贵州提督、四川总兵。所以在三藩之乱一开始时，清廷集体陷入了慌乱之中，很多大臣都主张退回到关外。对待三藩态度最为坚决的就是康熙帝了，那就是一定要与三藩一决高下。
吴三桂
从民心上来看，双方其实都不怎么得民心，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耿仲明系耿精忠的祖父，耿精忠承袭其父祖的爵位），这三位三藩的藩王都是明军旧将，后来都是投降清朝，在清朝入主中原的过程中，这三位可谓居功至伟，双手都沾满了汉人的鲜血，不然清朝也不会破例封他们为王。1659年，南明永历帝朱由榔逃入缅甸被当时的缅王收留，后吴三桂军进入缅甸，缅甸王室发动政变，新的缅王把永历帝交给了吴三桂，1662年，永历帝父子及眷属25人在昆明篦子坡遭弓弦勒死，其身亡处后改名为逼死坡。但是就算这样，当打着“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旗号的吴三桂反叛清朝时，还是得到了明皇室以及台湾郑经集团、部分汉人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鼎力支持。
明末辽东局势
在三藩之乱之初，吴三桂军势如破竹，清军只有招架之功，几无还手之力，四方动摇，急的康熙帝都要御驾亲征后被大臣阻止。当是的八旗兵在江南已经养尊处优多年，其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倘若在战争初期吴三桂军乘势一举北上直掏清朝的国都北京，那么当时在中原立足未稳的清朝很有可能就要退回山海关以外了。然而吴三桂终究无帝王的境界，竟然一心想着与清朝划江而治，给了清朝喘息的机会，三藩被各个击破。另外吴三桂也有一帮“猪队友”，由于尚之信、耿精忠、郑经这三家紧挨着，相互之间矛盾重重，尚之信在1676年投降吴三桂的不久后又归顺清朝，后来被康熙帝处死。耿精忠最后也投降了清朝，最后被康熙帝凌迟处死。吴三桂曾多次写信给台湾的郑经，让其派遣舰队进攻清朝的大后方辽东，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然而郑经对此却置之不理。清朝毕竟是全国性的政权，在人力、物力、兵力的调集上，“三藩”远远不能和清朝比，在经历了初期的慌乱之后，在绿营兵的协助下，1681年，清军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三藩之乱被平定，全国一统的局面得以进一步巩固。当然三藩之乱又使得华夏生灵涂炭，无数平民被杀。
明末农民战争
三藩之军，如果追根溯源，其实来自明朝的这两支军队，关宁军（关宁铁骑）和东江军。根据《明季北略》明确记载明军将领祖大寿组织家丁，形成一支善战的部队，被称为关宁铁骑，吴三桂之父吴襄是祖大寿的部下，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舅，因此吴三桂军属于关宁铁骑。关宁铁骑是明末的明军精锐之一，给予后金（清朝）的八旗部队多次重创。1641年，祖大寿投降清朝。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意外”地攻陷了大明的中枢北京，崇祯帝自缢，很遗憾，在关外的勤王之师吴三桂军没能及时赶到。这时在山海关外手握重兵的吴三桂成了左右局势的一个关键人物，如果吴三桂倒向了李自成的农民军（大顺政权），那么清兵就很难入关，在反复权衡和犹豫后，吴三桂投降清朝，引清兵入关。能够攻陷北京城，或许李自成也没想到，李自成是来碰运气的，而能够轻易入关，满清军事贵族集团其实也很意外。根据《中国人口发展史》的记载，明朝人口接近两亿（包括女真族），而明朝女真族的人口不过百万，估计也就50到80万，清顺治年间满洲八旗在籍人口约68万，对此满清军事贵族集团是有自知之明的，然而清朝却抓住了机会。在后来清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吴三桂军可谓立下了赫赫战功。
登州
1621年，毛文龙率领近200名勇士收复了辽东附近的猪岛、海洋岛、长山岛、广鹿岛等沿海岛屿，1622年（明天启二年，天启皇帝是崇祯帝的哥哥），左都督平辽总兵官毛文龙部驻扎在了以东西长约80里的皮岛为中心的东江军镇，毛文龙为首的这只明军被称为东江军。东江军活动在辽东一带，极大地牵制了后金（清朝）。1629年，蓟辽督师袁崇焕矫诏杀了毛文龙，袁崇焕离开后，皮岛的毛文龙旧部发生哗变，登莱巡抚（1621年山东巡抚分离出登莱巡抚，辖登州和莱州二府）西洋火炮专家孙元化接收了皮岛的叛将孔有德（毛文龙养孙）、耿仲明（毛文龙养孙）等。1631年，孔有德部在吴桥发动兵变，1632年1月，当孔有德部逼近登州城（治所在今蓬莱）时，城内的耿仲明起兵相应，这场兵变明军与叛军血战了大半个山东，最后明军取得了胜利。但是叛军首领孔有德（毛文龙养孙）、耿仲明（毛文龙养孙）等率领1万多人在水路从山东逃往辽东后归降后金（清朝），带去了后金急需的火器大炮、工匠和舟船。皇太极亲率诸贝勒出盛京十里迎接，给予他们特殊待遇，令其自成一军，孔有德和耿仲明日后都被清朝封王。
1644年形势
说说毛文龙的另一个部下尚可喜（毛文龙养孙），尚可喜的父兄作为明军将领皆被后金（清朝）所杀，毛文龙被杀后，尚可喜并未叛变，在吴桥兵变后，尚可喜还与叛军交战。然而在1634年，由于明朝新任东江总兵沈世魁意图诬陷尚可喜，并意图加以谋害，在该年2月，尚可喜挟掠广鹿、大小长山、石城、海洋五岛军民万余人投降后金，这次激动的皇太极出盛京三十里相迎。其实详细考察历史，在清朝战胜明朝的过程中，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汉人在打汉人。1673年，年仅19岁的康熙帝裁撤三藩，虽然是操之过急，考虑不周全。然而与当时的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郑经这四人相比，康熙帝的年龄在五人中虽然最小，然而从胸怀、策略以及意志力上来讲，是这四位望尘莫及的。战争中，军事首领的胸怀与决断力是左右战局的一个很大因素。写这样的问题，必须要理清一个观念，那就是女真人是中国人，女真族属于中国民族，三藩之乱从本质上是一场内乱，清朝与明朝的战争属于国内战争。可以客观地叙述历史事件，但不能以狭隘的民族主义看待问题。康熙皇帝是中国古代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对于国家的统一和多民族的共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每一个中国人（包括各族人民）共同的责任和义务，也包括笔者。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爱国是一个最基本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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