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今天的楷書去看，“壹”是“一”的大寫，表達的意思是一樣的，“氣”是“氣”的繁體字，表達的意思也是一樣的，但在《說文》中卻是意思不相同的字。《說文》中“一”是作為數字的，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而“壹”是作為專一、統一的意思，秦詔版“歉疑者皆明壹之”，其中的“壹”就是統一的意思。“氣”字，《說文》：“雲氣也，象形。”而“氣”字下注“饋客之芻米也”，同楷書“餼”字，與“氣”分明是各不相同的字。
隨著生產發展、社會發展的需要，文字由少到多、由簡單到繁複在發展，又隨著文字使用的便捷，進行著由繁而簡、由多而少的變化。在文字使用的簡化過程中，“壹”與“一”逐漸成了一個字，“氣”與“氣”也成了意義相同的字，在漢篆、漢隸中已是如此。在後來的書法篆刻創作中，對於文字問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有人傾向於要保持古文字學意義上的正確、嚴謹，有人則立足於藝術創作，釆用了從今而權變的方法。
先舉幾方“一”字的印例。
吳讓之“一切惟心造”，用了“壹”的篆法，“一切”意近統一、專一，所以吳讓之此印是遵從了《說文》的篆法，並且在章法上用此篆法也非常恰當。葉潞淵所刻“一衣帶水”，也用了“壹”字的篆法，此印語中的“一”是數字的意思，所以就悖離了《說文》，但賞讀印面，覺得用繁體的“壹”比用“一”視覺效果要好得多，看來作者是站在篆刻藝術立場上來處理這個字的篆法。再舉吳昌碩刻“一月安東令”朱文白文各一方。在這個印文中，“一”是數字的意思，而吳昌碩在朱文印中用了“一”、白文印中用了“壹”的篆法。細讀印面，兩種篆法置於不同的印面章法環境中都非常自然貼切，如試將兩方印中這個字的篆法互換，就會使兩方印面都難以容納消化使之渾然一體。看來吳昌碩在選用這個字的篆法時只是考慮篆刻藝術效果，考慮印面的統一協調，而沒有去考慮合不合《說文》。
再舉幾方“氣”字的印例。錢瘦鐵的“生氣勃勃”和齊白石刻“天地正氣”兩方印。如依《說文》，兩方印都應用雲氣之“氣”，而作者都選用了複雜的“氣”。就印面看，覺得齊白石釆用“氣”的篆法效果比較好，篆法三輕一重，產生了輕重對應的美，而如試將此印中的“氣”換成結構較簡的篆法，印面將失去布白的疏密節奏，視覺上會顯得平淡無奇。而在錢瘦鐵這方印中，我覺得換成雲氣之“氣”的那種結構較簡的篆法，視覺效果反而會更好一些，現在印面顯得均勻平淡，如“氣”字換成簡的篆法使之留出空間，印面就會生出疏密對比之勢。當然這只是就篆刻藝術進行分析，並沒有去考慮必須合於《說文》。
作為一個印人，有如是之說，如果換成一位古文字學者，恐怕會另有一種說辭。
我們研究一下“然”字在篆刻中的應用。“道法自然”是吳昌碩的作品。比較起來，吳昌碩應該算是一位藝術家，不算是一個古文字學家。他在篆刻中的用篆多取藝術原則，而不拘泥於古文字學的原則。前舉印例他所刻的一朱一白兩方“一月安東令”，其中“一”字分別用了“一”與“壹”兩種篆法，只考慮藝術效果，不顧及合不合《說文》，即是例證。但有時他也難免掉一下書袋，展示下學問，此印中的“然”字即是。《說文》中“法”字有繁、簡兩種篆法，此印中吳昌碩選用了繁者，就印面下半部看，已經有點擁擠了，而印中的“然”字仍選擇了《說文》中的正字，加上了一個“口”旁。這樣一來，使印面下半部更顯得滯塞，全印章法散漫，無布白的疏密變化。看來，吳昌碩選用“然”字是謹遵《說文》，而沒有太多考慮藝術效果。《說文》釋“嘫”為“語聲也”，當是“然而”之“然”，而“然”是“燃燒”的意思，即後來的“燃”字。黃惇刻“自然之變天之道也”，刻得舒和自然，“然”字雖不合《說文》，但在全印中與其他字融合無間，如再加“口”旁，必是蛇足。筆者曾刻過“得於自然”，“然”字不但無“口”，而且省去了“火”，更與《說文》不合，此印整體上欲求省簡，故對“然”字刪繁就簡而用之，此皆出於篆刻藝術考慮，沒有執著於必合《說文》。然而《說文》之“嘫”源出何處？金文中此字的篆法基本是“然”之形，未見有帶“口”旁者；戰國簡牘中“然而”之“然”有省去下邊“火”部者，而未見有加“口”旁者。郭店楚簡中有《老子》的“道法自然”四字，“然”字無“口”也無“火”，略同於我所刻“得於自然”中“然”字的篆法。“嘫”字向上找不到源頭，向下又發展到哪裡去了？也找不到。漢《史晨碑》：“銀河摘雒，卻揆未然。”漢《張遷碑》：
“故史韋萌等，僉然同聲。”此二碑文中的“然”都是“然而”之“然”，都未見帶“口”旁。上下求索都不見，《說文》中之“嘫”反而成了孤例，而吳昌碩偏偏看上了這個在印面上並不美的《說文》中的篆法。
[清]吳昌碩 一月安東令（附原石）
田黃 西泠印社藏
再舉一方吳昌碩所刻“文彬之印”，此印在多種篆刻出版物中都釋為“文份之印”，其實小篆中的“份”與今天楷書中份額的“份”是兩回事。《說文》釋“份”：“文質備也，論語曰：‘文質份份’，‘彬’，古文‘份’。”是知小篆中“份”為今“文質彬彬”之“彬”字。在小篆中“份”與“ ”的兩種篆形是重出通用的，與後世“份額”之“份”無關。段注又說：“俗‘份’作‘斌’，取文武相伴意。”這樣又多出一個“斌”字，使問題更加複雜了，是“文彬之印”或是“文斌之印”弄不清了。這事還得怪吳昌碩太拘泥於《說文》正字。如名字是“文彬”，就應篆作“份”，此篆法《說文》本來就是。如是“文斌”，應篆作“ ”，此篆法雖為《說文》所無，而在漢印中早就有了，如是作篆既有根據，又與今天的楷書相合，不會產生歧義。
篆刻用篆有時如同判案，有些特殊的案例完全依律條去判，反而不合情理，篆刻用篆也需法理兼顧，而以篆刻美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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