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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典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本文刊於6月29日騰訊網。
根據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發佈的數據，6月28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收盤價為6.6234，遭遇“七連跌”，並且在岸人民幣匯率與離岸人民幣匯率均跌破6.62。同時，央行在6月24日宣佈了本年度第三次定向降準，與美國連續加息的貨幣政策收緊形成對比，反映了中美貨幣政策週期的錯位。
美元走強與新興市場國家匯率“多米諾骨牌”效應的雙重影響
美元走強直接導致人民幣被動“貶值”。自從美聯儲2015年退出寬鬆的貨幣政策後，美國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恢復經濟，包括減稅刺激經濟增長以及連續加息以吸引國際資本流入。而今年歐元區與日本的經濟形勢由強勢復甦轉弱，歐洲經濟還面臨政治風險的擾動，都為美元的不斷走高提供了基礎。同時美歐與美日十年期國債的利差也在2018年進一步擴大，美元資產的吸引力進一步增強，也推動了美元的走高。因而美元指數從今年年初的92.25增長到6月26日收盤的94.67，上漲了2.5%。美元的走強趨勢，導致人民幣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貶值。
新興市場國家接連崩盤引發投資者恐慌情緒，影響人民幣在外匯市場的供求。4月以來，受到美債利率與美元走強影響，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外匯市場陷入動盪，繼阿根廷比索“崩盤”之後，土耳其里拉也經歷拋售潮，增加了廣大投資者對新興市場國家前景的憂慮。6月19日，我國股市暴跌使得投資者的恐慌情緒達到了頂峰，並通過影響外匯市場上人民幣的供求關係使人民幣貶值。投資者在外匯市場賣出人民幣，持有外匯。外匯市場上的人民幣供給增加，需求減少，因而人民幣匯率不斷下降。同時由於離岸匯率充分反映人民幣的市場供求情況，不受央行政策的影響，跌幅更加明顯。離岸人民幣匯率通過產生貶值的預期，造成在岸人民幣的進一步貶值。
人民幣貶值體現中美貨幣政策的進一步分化
中美貨幣政策分化導致兩國國債利差收窄，推動匯率貶值。2018年6月，美聯儲再次加息，我國央行並未緊跟其加息步伐，而是選擇在6月24日宣佈本年度第三次定向降準政策，共計釋放約7000億元資金。這一舉動進一步引發了中美貨幣政策的分化。中美兩國貨幣政策分化直接表現為中國國債利率下降，美國國債利率上升，中美國債利差的快速收窄導致我國面臨資本流出的壓力。在此情況下，全球內對沖基金紛紛調低人民幣匯率估值，看跌離岸市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造成離岸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滑落。國內外貿企業為了對沖風險也賣出人民幣買進外匯，推動了在岸人民幣匯率的貶值。
我國擴大開放的金融市場吸引資本流入，為人民幣匯率帶來支撐。雖然兩國貨幣政策週期錯位引發機構投資者看沽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但只有較少空方認為人民幣會大幅貶值。目前我國經濟運行基本平穩，外匯儲備和外債佔比都較為合理，沒有大的風險供國際投機資本發掘。同時，我國逐漸開放金融市場，大量海外資金迫切想進入我國證券市場，這也降低美元走強帶來的資本外流壓力。我國基本面的良好和國內證券市場的吸引力都為人民幣匯率提供了“安全墊”，可以預期目前人民幣的貶值是短期現象，長期來看人民幣仍有升值的趨勢。
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為當下的最優選擇
人民幣適度貶值可以避免我國受到美元走強的衝擊。美元的持續走強會使得各國都面臨資本外流的壓力和流動性緊張的風險。若人民幣升值，中國產品的成本將大大提高，國際競爭力降低，這將會對我國相關出口貿易產生不利影響，減少我國貿易順差的資本流入。同時人民幣升值可能會吸引國際熱錢湧入，推動資產價格泡沫的形成。因而人民幣貶值可以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更多機遇。人民幣適度貶值可以推動出口貿易的增加，帶動資本的流入，緩解我國國內去槓桿帶來的陣痛，同時對我國金融去槓桿和實體去槓桿進程產生的影響也較小。
人民幣貶值符合我國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以及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政策基調。自2017年以來，為了降低系統性金融風險，推動去槓桿，央行採取從緊的貨幣政策。今年6月27日，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2018年第二季度例會在北京召開，會上強調了要實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和保證合理充裕的流動性，這表明了中美貨幣政策的進一步分化。在此大環境下，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極為重要。美元的持續走強對我國的影響總體來看並不十分劇烈，與此同時我國國內去槓桿也初具成效，除了採取必要的措施應對流動性危機，我國應繼續採取審慎中立的貨幣政策，管好貨幣供給的總閘門，在保證流動性合理充裕的同時穩步推進實體去槓桿，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製造業轉型升級，促進國內經濟結構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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