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界”人士尽知周汝昌曾向胡适借阅珍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并抄录了一个副本，却不晓他有一段与庚辰本（徐星署藏本）失之交臂的故事。
1948年7月11日，周汝昌给胡适写信，谈对甲戌本的感想，说“甲戌本”确实是一个宝物，虽仅有十六回，但要比八十回“徐藏本”价值为高，并提出自己要以“尊藏脂评十六回本、徐藏脂评八十回本、有正刊行戚蓼生本”为主干做“集本校勘”，希望胡适“指导我，赞助我，提携我”。徐藏本，即徐星署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现称为“庚辰本”。周汝昌只看过胡适的长跋，因此对这个本子也很期待：“徐星署先生之八十回本，现无恙否？如果将来我要集勘时，先生能替我借用吗？”
胡适在回信中写道：“我对于你最近的提议—‘集本校勘’—认为是最重要而应该做的。但这是笨重的工作，故二十多年来无人敢做。你若肯做此事，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并允诺可以把有正书局大字本借给他。对于徐本，胡适的回答是：“可惜徐星署的八十回本，现已不知下落了。徐君是王克敏的亲戚，当年也是王克敏转借给我的。听说，有一部八十回本在一两年前曾向藏书家兜售，现不知流入谁家。将来或可以出现。”
听说此事，周汝昌十分惋惜：“徐本迷失下落，真是可惜！先生既知一二年前兜售之事，为何当时不加注意而任其流转呢？此本亦归先生，不亦正应该吗！果尔，此时我要集校，则脂本，徐本，戚大字本（我未见），程甲乙本，皆出自先生一人所藏，诚盛事佳话也！”但周汝昌还是寄希望于胡适，他说：“依我想，此徐本难出北京城去，藏书有名者，当亦屈指可数。务希先生设法辗转一求此本之下落，谅未必不能发现也。翘企翘企！”
接着，从胡适那里得来消息：“吴晓铃先生说，徐藏八十回本，听说索价奇高！我们此时不可太捧此本了。”
暑假结束，周汝昌携甲戌本及录副本返回燕大已是9月份。没过几天即逢中秋佳节。那日，周汝昌的好友、老同窗孙正刚特召晚饭。席间，有一吴君先是提起周汝昌发表在《天津民国日报》上的《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颇为称道，以为周汝昌乃燕大教授，见面方知仍是学生，不免大噱。闲聊中，吴君提到前时有一稿本《红楼梦》正向张伯驹兜售，据此本之批可以知道曹雪芹身世。胡适就劝张伯驹收之，并说：“你买了，我给你作篇跋！”张伯驹云：“我花钱，他作跋！”意不欲当傻瓜也。众人听罢呵呵一笑。吴君又说：“此本去年索价一亿，约合一百美金，今不知若干。”吴君知道周汝昌对《红楼梦》兴趣正浓，就说：“你如买，我可去找他商量。”
周汝昌想到吴晓铃说的“徐藏八十回本，听说索价奇高”，心中便十分确定此即是徐本，大喜过望。但一想到“索价奇高”，自己又从哪里能变出这笔巨款？周汝昌打算先询询价，且过屠门大嚼之乐。他立刻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在咸水沽老家的四哥周祜昌。他并没有只报喜不报忧，分析了自己和四哥家中的“经济老底”：四哥凭借在浙江兴业银行的工作拥有一辆英国自行车和一架德国照相机，而自己呢，一个靠助学金的大三穷学生，妻子手中只剩一枚从娘家带来的四钱重的金戒，且明言不舍再变卖而留作唯一体己……再就是还有一箱破帖。周汝昌心里明白，纵使忍痛把这些都变卖出去，也搭不上一个零头，而此本一失却永无再得之望了。
现实与梦想，就是这样无情地碰撞。周汝昌终于与徐本失之交臂。但当时周汝昌并没有心甘，他给张伯驹又写去一信，恳请拜托寻访徐本下落。
11月，周汝昌收到张伯驹一函，信中说：“原卷十七八年前购自琉璃画古斋，何人收藏不详……”最可注意者数语曰：“红楼梦稿本闻在徐家，前由宝古斋持来以议价，未妥，又复持去，现仍托其寻找中，如仍在徐氏家则可能收得，容再催促。能否取来，再当奉告。”
直到1949年初，周汝昌方从陶洙先生处借得庚辰本八册“照相本”。1949年春，周汝昌、张伯驹等努力探寻的庚辰本《石头记》终归燕大图书馆，周汝昌遂写下《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刊载于1949年12月《燕京学报》第37期。这篇文章点醒了现存的真本《石头记》有三：即“甲戌抄阅再评本”、“庚辰秋定本”和“有正戚序本”。
今甲戌本已被上海博物馆收藏，庚辰本也归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唯胡适当年惠借给周汝昌被其用作底本核校庚辰本的两大函二十册的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戚序本，在周祜昌咸水沽家中遭“抄”时被掠走，至今不知踪影。我们仍然期盼，让它复现于世，为公众所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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