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策劃拍攝《個人的歡愉》這組照片之前，曾有過很多種設想、很多種打算，但遲遲無法抉擇的是該如何把這些碎片化的想法，真正落地，變成可以實施的方案。在《安妮萊博維茨的浮華世界》中似乎找到了一些答案，安妮說她也並不是總有很多很大的很好的想法，她有的，只是一些最最基本的、一些很簡單的，小的想法，然後就從這些小的想法中，創造出無窮的、精彩的照片。
很榮幸，這次能得到“索尼青年影像扶持計劃”的大力支持。有幸使用索尼全畫幅微單A7RM2微單相機，它在影像質量的呈現上非常出色。小巧的機身更加適合靈活的捕捉精彩瞬間；大光圈的拍攝也使得前景和背景容易營造出迷人的光暈虛化效果，把焦點和景深表現得淋漓盡致；自拍過程中最難的是對焦，我選擇了廣域的對焦區域 + 眼控AF模式，儘量保證對焦清晰。本次拍攝過程中，“創意風格”這個功能對我幫助很大，因為最開始的拍攝並沒有找到理想的畫面顏色呈現，而嘗試了“創意風格”中的“黃昏”效果，改變了畫面色溫，色彩濃郁且容易形成整體影調的統一，感覺畫面效果立馬強烈的多。
我沿著自己熟悉的方向，去嘗試做一些新的東西。我在2010年-2013年的自拍照片中曾嘗試過許多形象，包括我愛的瑪麗蓮•夢露、小紅帽、白雪公主等… 我只是好奇現實生活中的我，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自己。我覺得自己本應有無限可能，因此每次拍照的過程，就變成了我出演真實自己的舞臺。這一次我的角色是一隻兔女郎，這是我多年來的一個夢想。
一次家庭聚會中我第一次遇見時諾和舒雅，她們看起來是兩個恬靜而又樸素的印度女孩兒。那次聚會我們沒有機會說很多話，但我每次與她們眼神相對，就彷彿感覺有一種莫名的力量，把我們聯繫在一起。於是這次的拍攝，將我們的聯繫成為一種可能。最初我問她們是否願意一起出演兔女郎，她們很驚訝，很好奇，但出於國家文化的保守顧慮，她們覺得自己不能接受變成兔女郎；於是我策劃將這對姐妹塑造成兩個看起來一模一樣的人，試圖在畫面中形成一個群組關係，一種符號化的語言，一種代表傳統的力量，去對抗兔女郎這種來自西方文化的形象。我發覺自己的興趣點總是在不同國家文化特徵之間遊蕩，我作為一箇中國人，受到了西方現代藝術的教育，同時又感興趣於印度文化。我試圖在拍攝中去捕捉不同文化的共性、矛盾和衝撞。
有意思的是，時諾和舒雅挑戰了我的設想。她們穿了高跟鞋來到了拍攝現場，一改往日的樸素學生形象。我本以為衣著普通的妹妹對美沒有太高的要求，沒想到她嘗試主導自己的妝容，不想以傳統的印度女人形象出鏡。她要求了煙燻妝，她要求了更加時髦的髮型，她想要跟姐姐不同。這太有趣了，我原本以為那麼相似的兩個人，原來每個人都在努力活出自己的精彩。我原本以為她們有無法成為兔女郎的怯懦，卻沒想到她們對美的渴求一樣濃烈。那麼我又不禁問自己一直以來困惑的問題，到底哪個才是真實的我們？如果明明可以更美，為什麼現實中的我們會感覺受到周遭環境、人們評論的種種束縛，而掩蓋那個原本更加光彩奪目的自我？
於是，主角變換 —— 兔女郎不再作為這組畫面的主角，而像一個小人物一樣穿插在拍攝現場，在那晚默默感受著這對姐妹的心理變化以及迥然不同的性格特徵。姐姐的含蓄細膩、妹妹的熱情，以及對時尚的理解。這是我從來未從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時諾和舒雅，是真實的時諾和舒雅。拍攝的過程中我學到了許多關於印度的文化、關於不同身份及沙麗的穿戴、關於額頭紅點的意義，這些都是我曾經感到神秘和著迷的文化符號，終於得到了解答。更彌足珍貴的是，女人們之間的情誼，由於一次次試拍跑前跑後回看的驚喜，變成了一個個感動的瞬間，成為照片背後的東西。回看這次的照片，會恍惚彷彿不是她們來到了中國，而是我進入了神秘的印度國度，那種五光十色、光怪陸離、那種濃郁和眩暈的世界。
在攝影造型上這次用了兩個電影燈進行拍攝，想要嘗試多運用環境光源與主光源的配合，嘗試不同的光源方向，尤其是輪廓光源、背景光源、以及對畫面暗部的塑造。同時對於色彩關係的處理，主觀色彩的運用，畫面的結構、縱深空間及造型的質感也都有努力強調。
看最終畫面效果，讓我聯想到基耶洛夫斯基的《兩生花》，於是取名《時諾•舒雅的雙重生活》，既想要強調她們作為姐妹的整體，又不能削減她們個人獨立的空間。故事的開始是一隻兔女郎在夢中掉進兔子洞，與一對印度姐妹展開了一場發現真我之旅：她們最終確信女性的美，不應受任何外部世界的影響；女性純粹的情感，應自信自由的流淌。不知兔女郎醒來一切會不會重回現實？—— 願我們活出真實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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