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準是個什麼樣的人？
一、奇才與厄運
我從來就認為，研究一個歷史人物，弄清他的思想固然重要，琢磨他是一個怎樣的人也許更有意思或意義。思想總是有限的，再說我們也並不一定都打算當思想家或別的什麼家，但我們卻無一例外地要做人。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顧準是個什麼樣的人？他是一個曠世奇才。早在1930年，十五歲的他便以其在會計學方面的成就和造詣，在上海工商界嶄露頭角，被譽為“奇特的少年天才”。十九歲時，他出版了我國第一部銀行會計學專著，以後又多次與會計學泰斗潘序倫合作出書甚至捉刀代筆，成為會計學界一顆耀眼的新星。二十三四歲時，他一面擔任高級職員，一面從事地下活動，同時還兼任聖約翰、之江、滬江三所教會大學教職，流暢地使用英文和日文授課，讓那些一貫自命不凡的名牌大學學生深為折服。中年從行政領導部門轉崗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後，更是博覽群書，學貫中西。他精通數學、歷史學、經濟學，在哲學、法學、宗教學、社會學、政治學諸領域都取得了非同一般的研究成果，範圍跨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譯著、論著甚多而思想、方法超前，被稱作“中國的哈耶克”（奧地利思想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如果他像陳寅恪、錢鍾書那樣，有著家學淵源、留洋經歷倒也罷了。然而他卻出身不過學徒，學歷不過初中，少年為生計困擾，青年為革命奔波，中年受政治迫害，晚年被癌症折磨。如此艱難困苦，卻留下豐富的思想遺產，以至於被認為“後生晚輩嘗鼎一臠，倘能繼軌接武，光大其說，必能卓然成家”（李慎之《點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真真令人歎服。
顧準又是一個老革命家。早在三十年代，便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下鬥爭，並於1935年入黨，以後又奔赴革命根據地，在“沙家浜”當專員，在延安當學員，在山東當遊擊司令。1949年，三十四歲的顧準，作為中共高級幹部掌管了遠東最大的城市上海的財政稅務大權，與陳毅、潘漢年、方毅等同為上海市政府黨組成員，併成為顯赫的副市長候選人。這時的顧準，真可謂意氣風發，光彩奪目，前程似錦。上海多少見一點世面的人，無不知曉他的大名。無論按照舊社會的眼光，還是新中國的標準，年輕的顧準都是男性羨慕的“成功人士”，女性心儀的“白馬王子”，光是求愛的情書都不知收到多少。如果說真有什麼“天賦”和“運氣”的話，那麼，命運對顧準似乎不薄。孔子說：“吾十五而有志於學，三十而立”。顧準呢？十五歲當校長，三十歲當局長，豈非“天資聰穎”又“少年得志”？
二、才氣與骨氣
顧準的惹人注目甚至招人嫉恨是顯然的。少年得志，此其一；樹大招風，此其二；才氣逼人，此其三。顧準實在太聰明瞭。當會計，他能一邊雙手“打飛歸”（兩隻手在兩隻算盤上同時計算），一邊和人閒聊天；當局長，他能在主席臺上一邊主持會議，一邊寫年度總結報告，同時對別人的發言做摘記，親眼目睹的幹部都驚呼“顧局長有三個大腦”。唯其思路敏捷聰穎，才能在建國初期的大上海身兼數職，也才能在無論是當學徒、當教員、當領導、當學者時，都先人一步高人一籌。
有才氣的人多半都有傲氣，而顧準的“不服管”在上海、華東乃至中央都是出了名掛了號的。這個世界上似乎沒有他不敢頂撞的人。他對上海私營工商業進行資產重估，上級部門嚴厲申斥，被他頂了回去，而且出言不遜，語帶譏諷；他參加中蘇聯合考察，蘇聯專家蠻橫霸道，也被他頂了回去，而且語氣強硬，毫不恭順。
顧準的這些言行，原本出於公心和良知，也是維護黨的威望和領導，但在他人看來，即便不是“反黨”，至少也是“狂妄自大，目無領導”。顧準的“狂妄”同樣也是出了名掛了號的。早在三十年代，胡喬木便對三聯書店創始人之一、上海救國會副總幹事徐雪寒說：“你同顧準說話時要當心！這個同志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傲。他會掂量你的斤兩。如果你沒有水平，他會看不起你的”。徐雪寒說：“我不把自己當作黨的領導，只做一個黨的聯絡員，總行了吧？”結果，徐雪寒和顧準談得很好，而且成了很好的朋友。1995年春召開的“顧準八十誕辰紀念會”，這就是徐雪寒和顧準的另一位老友駱耕漠聯合倡議的。
徐雪寒沒有被顧準“看不起”，不等於別的幹部沒在他那裡吃過癟捱過訓碰過釘子。許多熟悉顧準的老幹部都說：“他是一個典型的才子型知識分子幹部，城府不深，自尊心極強，有時與人說話，顯得得理不讓人，又耿又倔，爭辯時甚至言語尖刻，容易傷人”。這大約是確實的。因此，當有人舉報顧準揚言“三年當市長，五年當總理”時，就連陳毅也信以為真。顧準本人是一再否認的，而且多次辯誣。以顧準之真誠耿直，如果當真說過，不會不承認。但儘管是謠言，卻誰聽了都覺得“像”。第一，顧準確有這個能力，至少當市長沒有問題。第二，顧準確實敢於任事，該他管的他管，不該他管的看著不對勁或者有了想法，也敢於插嘴插手，很像“有野心”的樣子。更重要的是，口氣像。怎麼個“像”呢？還不是平時說話向來口氣就大，而且一貫口沒遮攔，心裡怎麼想嘴巴就怎麼說！
的確，顧準總是“忍不住”。即便當了“右派”，戴了帽子，打入十八層地獄，也本性難移。1958年，他在河北石家莊贊皇縣農村勞改。下放幹部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大搞“土法煉鋼”和“技術革命”，他卻站在一旁大大咧咧地冷嘲熱諷：“什麼土法煉鋼鐵？一場蠻幹罷了！”“不經過生產實踐，怎麼改革農具和磨子？這也是一場蠻幹！”說完還不算，還要加重語氣冷冷甩出一句：“哼！我不能不反對你們的蠻幹！”全然忘記了自己的“罪人”身份。你想，顧準翻到溝底了還這麼“猖狂”，“高高在上”時還不定怎麼樣！
所以，要整治顧準，真是太容易了。因為他的“辮子”實在太多，一抓一大把。1951年，中央財政部要調他去擔任預算司長，陳毅找他談話，他卻表示願意留在上海。不去也就罷了，何況陳毅也同意。可是，當同事問他“何時入閣”時，——那時把調入中央部門戲稱為“入閣”，他卻說什麼“入閣以後就成了盆景，長不成喬木了”。這是什麼話！什麼叫“盆景”，什麼又叫“喬木”？中央部門都是擺設啊？中央部門是限制人才發展的地方啊？你把黨看做了什麼，又把自己當成什麼人？如此胡說八道，不下拔舌地獄才怪。
要命的還不在於他的口出狂言或者信口開河，更在於他的“得理不讓人”。他這個人，平時就恃才傲物、目空一切，得了理，那還了得？自然是死都不讓。他頂撞上級部門，頂撞蘇聯專家，就因為他有理麼！甚至在淪為階下囚、俎上肉時，只要他認為真理在自己一邊，也“不向惡魔讓寸分”。這就壞事了。在顧準自己，是“堅持真理”，在別人看來，則是“頑固對抗”。好嘛，那就先殺殺你的威風，打打你的氣焰。這是顧準在“同類人”或“同案犯”中捱整特別厲害、捱打次數特別多的原因之一。顧準總是書生氣十足地要和那些整人的人講道理。他哪裡知道，整人可並不一定要有理。整人本身就是一件沒有道理的事，要什麼理？自然是“整你沒商量”。甚至，當整人被視為“革命行動”時，這個世界上最沒有道理的事就變成了最有道理的事情。因為“革命”是最大的道理，也是最高的權威。“革命”這個大道理，自然可以管你顧準的那些小道理。你有理，他還有理呢！你不讓人，莫非那些手中有棍子可以打，腳下有皮鞋可以踢，嘴巴上有“道理”可以喊叫的人會讓？你和他們講道理，那才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在這樣的情況下，保全自己的唯一辦法，就是趕緊“轉變態度”，“低頭認罪”，至少也做“低頭認罪”狀。再起碼，沉默，不吭氣，什麼也不說，哪怕少說兩句，總可以吧？然而顧準不。只要有機會，他就說，而且還要大聲說，當眾說。1961年11月，顧準剛剛摘掉“右派”帽子，便面對歡迎他的家人大聲說道：“我不反對三面紅旗？胡說八道！我就是反對三面紅旗！”1964年，在批判所謂“張（聞天）孫（治方）反黨集團”的會上，當別人都一邊倒地慷慨陳辭，或劃清界限，或落井下石時，顧準卻站起身來，以略帶嘲諷的目光，睥睨著大批判隊伍，鏗鏘有力地宣佈：“我頑固堅持自己的世界觀和政治—經濟思想”，“我等著捱整！”結果怎麼樣呢？“右派帽子”又一次戴到了他的頭上。而且，因為他“態度惡劣”，這回定的是“極右”。
是顧準不識好歹不知厲害嗎？否。如果說“少年得志”時的顧準，確實有些“不知天高地厚”，那麼，在吃盡了苦頭並被整得死去活來以後，他對自己言行的嚴重後果應該有著足夠思想準備。但在他看來，真理和人格比肉體更重要。因此他決不肯輕易低下自己高貴的頭。不就是孤立嗎？那好，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不就是毒打嗎？那好，乾脆把臉送過去，讓你打個夠，反正打死也不就範。不就是低頭彎腰“坐飛機”嗎？哼！“你別看我前面的頭都快低到地面了，其實，後面的尾巴都快翹到天上去啦！”在“文革”那個斯文掃地的年代，不少“牛鬼蛇神”、“反動權威”都緊緊夾著“尾巴”。不少人逢人就點頭哈腰，卑躬屈膝。起碼，也要穿得“樸素”一點，“普通”一點，甚至衣衫襤褸，以示接受改造，洗心革面。然而，在明港“五七幹校”，“罪行”最重的顧準，不但從不討好任何人，還公然在大家都破衣爛衫時，身著西方紳士的揹帶褲，配西裝背心，戴玳瑁眼鏡，在眾目睽睽之中昂首闊步，一臉對人愛理不理的神態。顧準的傲氣、傲骨，並不因多次的批鬥和毒打而有所收斂。
顧準“出格”的事情還很多。“文革”初期，當其他牛鬼蛇神都老老實實、規規矩矩遵命把自己的“罪行”寫成大字報時，顧準卻只在一張白紙上寫下兩個大大的黑字：“讀史”。而且，親手貼到佈告牌上後還不走，還要像個參展的畫家似的，一直守候在自己的“作品”旁，泰然地望著逐漸聚攏的眾人。如此公然對抗運動，公然向“革命左派”叫板，沒有一身正氣一身傲骨一身虎膽，豈是做得出來的？
當然，為了“活下去，並思考”，在那個最黑暗的年代裡，顧準也曾違心地寫過“認罪交代”，但這決不意味著他是可以任意欺侮凌辱的。比方說，他可以承認自己是“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卻斷然不肯承認自己在勞動時“偷奸耍滑”。其實“偷奸耍滑”云云，原不過是“革命左派”為召開所謂“地頭批判會”胡亂找的藉口；而召開所謂“地頭批判會”，則是為了表示自己“階級鬥爭觀念強”，時時都在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這類批判會，是最沒有道理可講的。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開，以誰為靶子，用什麼做藉口，都往往隨心所欲，心血來潮，無非顯示“革命左派”有權任意處置“牛鬼蛇神”而已。而且，在“革命左派”看來，“牛鬼蛇神”都是罪大惡極、罪該萬死的人。說你“偷奸耍滑”，那還是輕的。然而顧準都認為這是對自己人格的極大侮辱，因為他一生正直認真，從來就不知道什麼叫“偷奸”什麼叫“耍滑”，憑什麼要認帳？不認帳，那就打。打也不認，那就再打。如是者三，一直打到顧準遍體鱗傷、慘不忍睹。當“革命左派”揪住他，惡狠狠地問“你到底服不服罪”時，顧準高高地昂起頭來，以驚天地泣鬼神的拼死態度大聲喊道：“我就是不服！”在場的勞改隊員和幹校人員，都無不為之深深震撼。
這就不是傲氣，而是骨氣了。正是這錚錚鐵骨凜凜正氣，使我們一想到顧準這兩個字，就肅然起敬，心潮難平。
關於顧準的書
《顧準文集》
出版社: 貴州人民出版社
顧準(1915年7月1日—1974年12月4日)，中國當代著名思想家、經濟學家。他在青年時代參加了共產主義運動。解放初期任華東軍政委員嘗財政部副部長兼上海市財政局局長、稅務局局長。1953年任中央建築工程部財務司司長。1956年任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時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可以由自發漲落的市場價格調節的觀點，因而成為中國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第一人。1957年、1964年兩次被劃為“右派分子”。顧準在“文化大革命”苦難中寫成《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等著作以及大量的筆記與文稿，提出“娜拉出走以後怎樣”的問題，對直接民主、議會民主制、史官文化、資本主義萌芽的分析，對改革時期的社會思潮產生了重大影響。
內容簡介
顧準是1975年以後唯一一個在中國代表精神獨立的人，唯一一個能與西方學者如葛蘭西、盧卡斯、哈耶克和伯林等對話的人，是以一人之力頑強鑿通了那條阻隔中、西思想對話的黑暗隧道的人。本書是他的文集。全書分希臘城邦制度——讀希臘史筆記，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和經濟文稿等幾部分。
《顧準全傳：拆下肋骨當火把》
出版社: 上海文藝出版社
內容簡介
古希臘語中，“歷史”這個詞的原意是：“看見”、“認識”。看不見真實，如何認識世界？倘若看見了真實，又該如何認識這塊色彩斑駁、滲透著血汗與熱淚的黃土地？在造神運動席捲全國的時候，“四人幫”橫行不法的年代，顧準寫在大牆上的“罪行交代”，偏偏只有一張白紙，兩個黑字：“讀史”！他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然而，這正是一個站在人類文明史高度，進行全方位探索與思考的中國當代思想家，一個熱愛人類的無私無畏的時代鬥十，留給我們彌足珍貴的黃金啟示。
《顧準傳》
出版社: 團結出版社
羅銀勝：男，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現供職於上海立信會計高等專科學校。有著述數種。
內容簡介
這是一部蘸著心血和淚水，翔實記述顧準特立獨行的一生的傳記。作者用近十年的時間，尋覓、走訪了與顧準生前工作生活過的人們，他們是顧準的同志、朋友和親人。蒐集、查閱了大量有關顧準的資料，那是曾被塵封已久的日記、書信和檔案。其中很多資料屬首次公開。
魯迅說過：真正的勇士總是敢於直面慘淡的生命，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在中國風雨如晦、萬馬齊喑的非常歲月中，顧準擔承起了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使命，以其思想之光劃破濃重的黑暗和沉寂，讓無望者透過裂隙，看到了光明同在的希望，聽到了與真理共鳴的呼聲。
自反而不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非如此不可：顧準傳》
出版社: 遼寧教育出版社
內容簡介
黑暗如磬，一燈如豆，唯有顧準，踽踽前行……
本書記錄了顧準坎坷曲折的一生，從家道中落的少年奇才到十里洋場的青年才俊，從熱情洋溢的革命青年到槍林彈雨下的地下黨員，從意氣風發的財政局長到眾叛親離的“極右派”……59年的多舛命運，看遍了人世百態，嚐遍了酸甜苦辣，在那個瘋狂的年代，面對拳打腳踢、妻離子散，他拖著殘破的病體，守著自己的信仰，從未停下前行的步伐：生命不息，思想探索不止！
在真理的路上，他一個人孤獨前行，很苦，很難，亦很遠……
新銳作家呂崢以犀利、冷靜的筆觸，寫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孤獨內心和探索精神，一個時代的沉重嘆息，讀懂顧準，反思過去，理解當今！
《我與顧準》
陳敏之是顧準的胞弟，又是《顧準文集》的編者。
內容簡介
顧準去世以後的近三十年間，陳敏之曾陸續寫過一些有關顧準的文章，散見在全國各地的報刊上。陳敏之把這些文章收集起來，出版了這個集子，既作為一種紀念，也可為讀者提供一些檢索的方便。
《幹校札記》
出版社: 廣東人民出版社
徐方，女，1954年生於北京。1969年隨母親張純音下放河南息縣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五七”幹校。1977年考取蘭州大學外語系，1982年畢業分配至北京。先後從事英語教學和特殊教育研究工作。1994年移居日本。1996年至2010年任日本一橋大學講師。近年撰寫多篇回憶文章，先後發表在《博覽群書》《老照片》《溫故》等刊物上。
內容簡介
楊絳《幹校六記》後又一重磅幹校親歷回憶錄，以少年視角記錄和披露顧準等知識分子的灰色往事和一手內幕。
《幹校札記》為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張純音之女徐方所作的回憶錄。1969年，徐方隨母親及學部（中國社科院前身）的一眾學者下放到河南息縣“五七”幹校。當時只有十五六歲的她，用少年的眼光寫出了顧準、俞平伯、何其芳、呂叔湘、丁聲樹、陸志韋、巫寶三、駱耕漠、吳敬璉、陳瑞銘等知識分子的灰色往事，首度大量披露了其中鮮為人知的一手材料。《幹校札記》另外還收錄了作者關於張純音、張耀翔、陳翰笙和孫家琇等老一輩知識分子的回憶文章，具有極高的史料和文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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