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清軍爲何慘敗?日本軍官講出原因,一真相被我們忽視百年

談起甲午戰爭中的平壤之戰,一般就是說,從牙山敗逃回平壤的直隸提督葉志超“竊取”了指揮權,之後膽小如鼠,在形勢一片大好,日軍接近彈盡糧絕的情況下,主動扔掉了平壤,造成了戰敗。

葉志超完全是在城中軍儲豐厚的情況下,棄城而逃,狂奔五百里,渡過鴨綠江,退入中國境內。

換句話說,認為平壤城“可守”,可守不守,那就是逃跑主義者,更有甚者,應該是漢奸。

問題是,葉志超本人是淮軍悍將,當年也是拎著大刀親自衝鋒的主兒,怎麼江湖越老,膽子反而越小了呢?

甲午戰爭清軍為何慘敗?日本軍官講出原因,一真相被我們忽視百年

淮軍將領葉志超、鄭國魁、吳育仁、潘萬才

事實求是講,葉志超的撤退,尤其是無組織撤退,造成平壤的清軍損失巨大,這個鍋是甩不掉的,但是,說城中軍儲豐厚,戰場態勢一片大好,也只能說是睜著眼說瞎話。

平壤之戰圍繞著平壤城展開,因為地理因素,只能分成兩大戰場,一為城北,一為城南,城南的清軍確實與日軍打成了膠著,但是,城北的制高點牡丹臺和平壤北門玄武門先後被日軍攻陷卻是事實。

在攻克玄武門之後,日軍就已經在調整部署,準備一鼓作氣攻克平壤了。

日軍在9月15日(農曆八月十六日)凌晨發起總攻,午前八時三十分,終於把牡丹臺上的清軍全部趕走,順利佔領了牡丹臺。佐藤大佐見牡丹臺已被日軍攻佔,遂向玄武門衝擊,終於打破了堅固的平壤城的一角。日軍已經攻佔了牡丹臺這個險要之地,俯視著平壤城,攻破了玄武門,逼近了主城,勢如破竹,幾乎所向披靡,欲立即入城。(編者注:非原文,敘事口吻有改動)

在這個背景下,葉志超召集了守城將領開會,提出:

北門之咽喉既失,子藥又不齊全,轉運不通,軍心驚懼,設敵軍連夜攻打,何以防禦?不如暫棄平壤,增彼驕心,養我精銳,再圖大舉,一氣成功。(欒述善《楚囚逸史》,欒為與會的大將衛汝貴幕僚,平壤陷落後被俘,此書寫在他被俘期間)

這個說法,一直是葉志超投降派嘴臉的一大表現,也常常被指為託詞。

淮軍的軍心,實事求是講,除了聶士成打得時候,還有一點,從朝鮮到遼東、遼南,表現都很差,毋庸多說,就說說槍炮彈藥到底缺不缺吧。

當時盛軍(衛汝貴部)前敵軍械委員邱鳳池在戰後的奏摺中提供了一系列的盛軍軍儲彈藥的數字,可以驗證當時的平壤城是不是“軍儲豐厚”,此處就不細引,只著重說幾個數字:

甲午戰爭清軍為何慘敗?日本軍官講出原因,一真相被我們忽視百年

甲午戰爭日本繪畫

1,各營各炮自帶炸彈五十顆;

2,每槍自帶槍子一百五十粒;

3,於八月十三日戰至十六日,計四日內,約施放槍子七十四萬粒之譜,炮彈二千八百餘顆之譜。

淮軍的後勤是各軍辦各軍的,葉志超雖然掛著老大的名義,但是,他在平壤只有2000多殘兵,後勤保障主要依賴盛軍,因為盛軍在平壤有6000人左右,佔當時守城兵力11000人的一半,而其火炮配置更是佔平壤駐軍的一多半。

哪怕是葉志超這個名義統帥,也只能去“借”彈藥,在戰時,他就曾向邱鳳池處借了哈乞開斯步槍子彈10萬6千顆。

綜合一下,也就是說,4天左右的時間裡,衛汝貴的盛軍6000人消耗掉了74萬發子彈,2800發炮彈,平均每天是18萬發子彈,700發炮彈。

而日軍真正對平壤的高強度攻擊,就只是農曆八月十六凌晨4:30—14:00左右的近10個小時罷了,也就是說,不到10個小時的時間,盛軍扔出去74萬發子彈,平均一個人打了123發!倒也沒有超越人類極限,不過這個火力強度也夠瘋狂的。

真正對淮軍的德行知根知底的袁世凱,在給盛宣懷的電報裡更是“毒舌”,據他估算,200發子彈在淮軍的手中,不到10分鐘就會打光。

那麼,我們再來看看日軍在平壤城繳獲的情況:

1,各式炮彈840發;

2,步槍子彈56萬發。

3,火炮35門,含12門克虜伯75毫米山炮,4門克虜伯75毫米野炮。

換句話說,在平壤庫存的56萬子彈,840發炮彈,讓“神勇”的淮軍將士們撒歡地打,不到1天的時間,就沒了……

要是按照袁世凱那個標準,平壤清軍估計也就抵抗個1個小時不到。

從這個角度來說,葉志超說“北門之咽喉既失,子藥又不齊全,轉運不通,軍心驚懼,設敵軍連夜攻打,何以防禦?”還真是實話。

甲午戰爭清軍為何慘敗?日本軍官講出原因,一真相被我們忽視百年

不僅如此,平壤城中的糧食一樣告急,葉志超在大戰前就給清廷上了摺子,聲稱5船軍糧在大同江被日軍所劫,平壤城中存糧不足5日,清流領袖,也是最希望李鴻章倒黴的大佬翁同龢,看到這個報告,也在日記裡寫下了“此師殆矣”的評語,也就是明知道平壤的清軍要完蛋。

事實上,如果上述的條件是解放軍來守平壤,日軍肯定沒戲,但是淮軍的基本軍事素質在那裡放著,無論是葉志超,還是左寶貴、聶士成,都沒有幾天時間點石成金的功夫,他們無論是開槍還是開炮都不可能脫胎換骨,而淮軍在平壤城中掛起白旗,奪路奔逃的蠢勁兒,也是他們的高級軍官和中級軍官低下素質的必然結果。

對於這群將領,甲午戰爭中日軍將官野津道貫的評價(《中日甲午戰爭全史》第二卷·戰爭篇上)是:

將校是軍隊首腦、神經。將校不但要具備一般應有的勇武精神,還要掌握現代最新式的戰略戰術。我日本將校經歷過戊辰、丁丑(倒幕戰爭和西南戰爭)之戰,通曉歐洲中德國、法國戰術要領著甚多。

然而支那(三解注:日本人蔑稱我中國),恰恰相反,其將校中最著名的如左寶貴、葉志超、衛汝貴、馬玉崑、聶士成,都是多年在國內以髮匪、捻匪、回匪或馬賊之兇暴無賴的賊匪為好對手,進行戰鬥。

這等支那將校,雖歷經百戰,但他們的對手僅是這樣的賊匪,所以支那將校雖有梁山泊式的賭徒頭目的勇氣,但是有關19世紀實用的維新戰術知識卻極其缺乏甚至絕對沒有。

事實上,隨著淮軍精銳的一步步耗竭,在甲午戰爭的進一步發展中,這些老將們連“梁山泊式的賭徒頭目的勇氣”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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