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里面，记载了光绪皇帝的弟弟 载洵的一件往事。
辛亥年伊始，载洵当上了“海军大臣”。当年的海军大臣，一项重要工作，是到欧洲采购军舰。载洵的做法常常是：产品还没看、价钱还没谈，首先向洋鬼子伸手，索要回扣。
亡国在即，掌权者还在疯狂敛财。所谓日落黄昏，大概就是这个景象了。
果不其然，不出一年时间，大清王朝就轰然倒台了。
武昌起义一声枪响，与北京近在咫尺的滦州，清兵也造反了。北京的满清王公大臣们，顿时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此前吃、拿、卡、要积累的横财，这下要亡国了，这钱，要往哪儿放呢？
这群满清贵族们还有一丝理智：往英国人的银行里放！为啥？英国人信得过。至少，他们当年是这样想的。
于是，这些满清王公们纷纷将自己的巨额钱财，存到英资“汇丰银行”北京分行。
这外资银行哪，见到存款量突然剧增，现金供过于求，于是宣布：“不但不支付利息，而且还要收取存款服务费。”这群走投无路的满清王公们，连忙说：“我交！我交！多少我都交！”
可是，尽管英国人“信得过”，这群王公们忘了以下这一点：人家汇丰银行虽然是英资企业，可是里面的所谓“理财经理”，华人可多的是。
结果，某些华人“理财经理”趁此乱世，动了歪念，他们欺负那些满清王公大臣不懂得洋行手续，私自收受了钱款，以个人名义出具了《收条》，然后呢，携款潜逃！
许多受骗的王公大臣，后来只好找汇丰银行的洋人行长讨债。洋人行长却推搪说：“我可没有收你钱呀！”于是，钱就这样打了水漂了。
国难财，你能发，别人也能发，不能只许你发，不许别人发。都是中国人嘛，咱有财一起发。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达官贵人们学精了：要存汇丰银行，干脆就存到香港去，那样最保险！
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唐纵，在《唐纵日记》1939年11月11日这一天，记下了这样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
香港《大公报》经调查之后披露：“中国要人”存到香港银行里的钱，一亿元以上的，有三人；一千万元以上者，有三十人；一百万元以上者，有五百人。这部分“中国要人”的存款加起来，足以供中国军队抗日整整一年之用。
那么，这批“中国要人”是谁？唐纵显然不敢在日记里写明，以免惹祸上身。
结果，1941年12月8日，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之下，英军从香港撤退。在日军入城之前，香港陷入了半日的治安真空。在这个真空期内，香港的土匪乘机出动，他们对全市的商店和有钱人，展开了疯狂的抢劫，汇丰银行也未能幸免。
香港进入日治时期后不久，汇丰、渣打等银行又遭到强制清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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