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憶》裡面，記載了光緒皇帝的弟弟 載洵的一件往事。
辛亥年伊始，載洵當上了“海軍大臣”。當年的海軍大臣，一項重要工作，是到歐洲採購軍艦。載洵的做法常常是：產品還沒看、價錢還沒談，首先向洋鬼子伸手，索要回扣。
亡國在即，掌權者還在瘋狂斂財。所謂日落黃昏，大概就是這個景象了。
果不其然，不出一年時間，大清王朝就轟然倒臺了。
武昌起義一聲槍響，與北京近在咫尺的灤州，清兵也造反了。北京的滿清王公大臣們，頓時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此前吃、拿、卡、要積累的橫財，這下要亡國了，這錢，要往哪兒放呢？
這群滿清貴族們還有一絲理智：往英國人的銀行裡放！為啥？英國人信得過。至少，他們當年是這樣想的。
於是，這些滿清王公們紛紛將自己的鉅額錢財，存到英資“匯豐銀行”北京分行。
這外資銀行哪，見到存款量突然劇增，現金供過於求，於是宣佈：“不但不支付利息，而且還要收取存款服務費。”這群走投無路的滿清王公們，連忙說：“我交！我交！多少我都交！”
可是，儘管英國人“信得過”，這群王公們忘了以下這一點：人家匯豐銀行雖然是英資企業，可是裡面的所謂“理財經理”，華人可多的是。
結果，某些華人“理財經理”趁此亂世，動了歪念，他們欺負那些滿清王公大臣不懂得洋行手續，私自收受了錢款，以個人名義出具了《收條》，然後呢，攜款潛逃！
許多受騙的王公大臣，後來只好找匯豐銀行的洋人行長討債。洋人行長卻推搪說：“我可沒有收你錢呀！”於是，錢就這樣打了水漂了。
國難財，你能發，別人也能發，不能只許你發，不許別人發。都是中國人嘛，咱有財一起發。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的達官貴人們學精了：要存匯豐銀行，乾脆就存到香港去，那樣最保險！
蔣介石的機要秘書唐縱，在《唐縱日記》1939年11月11日這一天，記下了這樣一件鮮為人知的往事：
香港《大公報》經調查之後披露：“中國要人”存到香港銀行裡的錢，一億元以上的，有三人；一千萬元以上者，有三十人；一百萬元以上者，有五百人。這部分“中國要人”的存款加起來，足以供中國軍隊抗日整整一年之用。
那麼，這批“中國要人”是誰？唐縱顯然不敢在日記裡寫明，以免惹禍上身。
結果，1941年12月8日，在日軍的猛烈進攻之下，英軍從香港撤退。在日軍入城之前，香港陷入了半日的治安真空。在這個真空期內，香港的土匪乘機出動，他們對全市的商店和有錢人，展開了瘋狂的搶劫，匯豐銀行也未能倖免。
香港進入日治時期後不久，匯豐、渣打等銀行又遭到強制清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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