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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的朝代都會吸取前人的經驗教訓，有時候就是矯枉過正也有其設立之初的緣由。北魏的孝文帝改革在實際上摧毀了北魏帝國的根基，自然會被後來者引以為鑑。
孝文帝改革在儒家世界觀裡，是非常政治正確的選擇。“天命所授”的有為之君，順應天命來統治大地，然後尊重儒家傳統，進行了大量儒家式的改革。但如果以鮮卑人的視角來看，這其實是一場可怕的災難。
因為孝文帝的改革本身並不在乎什麼漢化與否，只是希望將貴胄和儘可能多的精英都彙集到皇帝個人麾下。那種舊式的貴族式共治局面，是必須被磨平消除的“落後傳統”。因而將首都從毗鄰六鎮主力的平城，一直搬到南方的洛陽，並進行大規模的強制漢語教育。可以說在根本上就是君主藉助儒家之手，完成個人權利的獨裁進程。
其反作用也是立竿見影的。孝文帝之後不久，鮮卑就因為洛陽與北方貴族間的矛盾，爆發了六鎮兵變。接著才有爾朱榮這樣的權臣出現，大量殺死南方的漢化鮮卑貴族。六鎮被鎮壓和他自己最後的被殺，也預示著北魏帝國分崩離析的開始。
這種因素在蒙古人身上也曾經出現過，但程度遠遠不如過去的鮮卑。因為蒙古人在徹底征服東亞的儒家世界之前，已經大量接觸了中亞和西域的佛教、摩尼教、伊斯蘭、基督教文化。習慣上更加多元實用的他們，因為漢化契丹人的勸誡也對儒生高看一眼。但程度上總體是比較低的。
所以蒙古人一直在征服的大部分地方，劃出了直屬區域和藩屬領地。治下的民族無論出生、文化和語言習慣，都可以被納入這個體系。類似的情況就像是泉州的色目海商集團，西南的苗人土司、被保留的大理王室，當然還有蒙古人自己分封到各地的貴族與軍戶後裔。這些成分都讓儒生無法牢牢控制蒙元帝國的思維中樞。哪怕蒙古人後來也接納了漢人丞相，在漢官的建議下發行更多紙幣，開挖今天的京杭大運河......
至於最後的滿清王朝，情況又與蒙古人有很大不同。一方面八旗制度的規模和控制力上強過了蒙古部落在大部分時候的狀態。另一方面就是更加偏僻的地域出生，讓他們只能通過儒家文明去理解更高層次的組織形式。
所以清軍在入關前就已經有了大量的漢官，入關后皇帝也都需要接受儒家師傅的尊尊教導。但為了防止鮮卑悲劇的出現，還是很大程度上將入關八旗的身份屬性做了制度上的固化。這樣，儘管很多人後來都可能不太會說滿語，但依然在行政管理上的一個特殊群體。
而清朝在八旗的開放性方面，也是有著巨大的反覆。早期對於有功或有利用價值的對象，都會將其塞入八旗。這裡面既有早期投靠的漢軍將領、大臣，也有蒙古部落的王爺，甚至是雅克薩戰役後自願留在東方的哥薩克俘虜。
一直乾隆時代，他注意到八旗制度已經不足以保持滿人的武力優勢，並有很快形同虛設的危險。結果自然是將大量成色不足的八旗人口，又請了出去。當然，我們現在都知道他這樣的做法實際上還是屁用都沒有一個。但從中就可以看出清朝統治者對於融合問題是非常謹慎的。
當然，在東亞歷史上還有一種模式，只是很少被人提及。這就是遼國實行的五京制度。除了契丹人和共主身份外，還有奚人、渤海人、蒙古人和漢人的內部自治。權力則根據入夥時間的長短而定。這種制度在遼國滅亡前一直有著良好的運作，只是因為遼不是引人矚目的大一統王朝，所以也就鮮有人問津了。
米南德王問道
不單是元清統治者，連越南、西夏、大理這樣的小政權也是如此
從一個時間點來看，唐以前的少數民族政策趨向漢化，而唐以後的少數民族政策趨向胡化。表現就是唐之後少數民族都有自創文字的現象，而唐之前是沒有的。
唐之後契丹文、党項文、女真文、越南喃字、蒙古文雨後春筍般出現，唐之前有聽說匈奴文、鮮卑文、柔然文、羯文嗎？當然唐之前有個突厥文算例外。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
唐中期出現了一件大事--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是中國古典時期的一個分水嶺，也是中央王朝民族政策的分水嶺。
唐前期天可汗、各族一家的現象在唐後期就沒有了，除了契丹族和沙陀族，唐後期少數民族官員及將領也減少了。一切一切的表現不但是上層，包括民眾對異族態度的變化，異族其實也是感受得到。在感受到不一樣，那麼異族會趨向反向——就是迴歸胡化。在這樣的大前提下，異族一旦成為統治者，自然政策也趨向胡化。
銫媒體
元和清的統治者分別是蒙古族和滿族，都是北方少數民族，他們從骨子裡一直在擔心漢人最終會大面積佔據席捲他們的北方龍興之地。他們做夢也在想著要保護好他們的自留地，南方中原，江南，嶺南，巴蜀等地都是擴張之地，到頭來終將退出，所以他們苦心孤詣努力刻意地去保護原來的出發地，他們根本沒想著要融合。融合只是大漢族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