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迁之议”是先把首都从北京迁到南京，让崇祯之正统南移，再徐图恢复的方案，其实这在当时局势糜烂的情况下实在不失为上策，崇祯皇帝若能果断实施，说不定明朝还可以延长“生命”。
我翻阅了一下史书，崇祯想要南迁的想法有史可察的有三次，然而全被搅黄，然后明朝就没有然后了。
其实，早在崇祯十六年的四月份之前，崇祯皇帝就可能感觉北方不可守，就有迁都的念头了。这是李清的《三垣笔记》所载的，“上以边寇交炽，与周辅延儒议南迁，命无泄”。但是这个传闻被懿安皇后知道了，传给了周后，语云：“此周延儒误皇叔也！宗庙陵寝在此，迁安往？”而周后又告诉了崇祯，崇祯只能作罢！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骆养性在搞鬼。不管哪种说法，反正迁都这个想法被搁置了下来。
等到崇祯十七年的春，《明季北略》的说法是正月初三，眼看着局势进一步恶化，有大臣终于坐不住了，当时的左中允李明睿在崇祯私下私下召见他的时候就直言不讳的说道：“臣自蒙召以来，探听贼信颇恶，今且近逼畿甸，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只有南迁一策，可缓目前之急。”而在一段对话后，崇祯给他的答复是：“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从这句话看出什么？一、崇祯是想要南迁的，因为东南的形势实在是比北方好多了，而且还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可以想一下，在当时的江北，尚有刘良佐、刘泽清、黄得功、左良玉、高杰这五位总兵在，显然要比北京安全的多，如果在那时迁都南京再恢复北方，实在不失为一个良策。第二、举朝大臣竟然没有人支持崇祯的这一想法，没有一个人给崇祯一个台阶下。
这件事拖到了崇祯十七年二月份，此时距离崇祯皇帝煤山殉国只有一月左右，李自成在此时已经攻陷山西，左都御史李邦华和左中允李明睿再次上疏请“太子监国南都”或者南迁首都，崇祯皇帝看了李邦华的奏疏之后，“得疏意动，绕殿行，且读且叹，将行其言”，然后对南迁议案在朝堂上充分讨论，以光时亨为代表的多数廷臣持反对态度，“给事中光时亨以倡泄密纠之”，就这样南迁之事遂不行，而在舆论胁迫下的崇祯皇帝只得坚守北京，直至煤山自缢。
在崇祯皇帝殉国后，明朝的遗民们想起这件事无不惋惜。在计六奇的《明季北略》的《附记南迁得失》中写道：“当自成踰秦入晋，势已破竹，惟南迁一策，或可稍延岁月。”而对光时亨则痛恨不已，史载：“且先帝身殉社稷，假令时亨骂贼而死，虽不足以赎陷君之罪，尚可稍白始志之靡他，而竟躬先从贼，虽寸磔亦何以谢帝与地下乎？”
在崇祯帝面前振振有词阻挠南迁计划的光时亨在城破后，率先投降了李自成。而倡议南迁的李邦华在城破之后殉国了。由此看来，这光时亨仅仅是搏一己之虚名罢了。而李邦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纯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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