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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閻學通：“混亂和無序”正成為世界常態
“混亂和無序”正成為世界常態
― 專訪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
知名國際關係學者、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長期關注世界權力轉移和中國外交戰略研究。他在《歷史的慣性：未來十年的中國於世界》《世界權力的轉移：政治領導與戰略競爭 》 等專著中全面閘述了“道義現實主義”理論，並提出了“崛起國的成功在於其政治領導力強於現行主導國”的“政治決定論”觀點。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
世界秩序未發生性質變更
《 參考消息 》：當今世界，“混亂和無序”似乎正在成為一種常態。如何認識當今世界局勢？
閻學通：世界形勢在不同維度上的變化不一樣。與蘇聯解體後的頭二十年（ 1992 一 20ll 年）的世界形勢進行比較，現在的國際格局正從美國一超獨大的一極格局向中美兩超的兩極格局轉變，即兩極化；國際規範由西方自由主義主導向不遵守國際規範轉化，即無視規範；國際秩序從西方為權力巾心向權力再分配轉化，即權力分散化；國際體系的性質仍是一二戰後的霸權體系，尚無發生質變的跡象。
新的世界秩序重構需要一段時間．權力再分配的過程是權力分散和勢力重組的過程，因此混亂和無序應為常態。在這個過程中，由於缺乏國際主流價值觀，舊規範約束力弱化，新規範建不起來。採取不遵守規範和不履行承諾的竟爭策略將成為常態，崇拜謀略而不講戰略信譽成為很多國家的策略偏好；由於核武器尚能防止大國直接戰爭，大國會更頻繁使用經濟制裁手段進行竟爭，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大國不願承擔維護秩序和全球治理的代價，全球治理和地區合作將停滯不前，區域化則有倒退的可能，包括歐盟。世界很可能處於無全球領導者的狀態。
目前的世界形勢只是發生程度變化而沒有性質變化，即是秩序變化而不是體系變化，無法與兩次世界大戰導致的世界變化相比。如果與今夭前後各 50年進行比較，現今的世界變化屬於中等變化，因為現在的變化還遠沒有冷戰結束時的世界形勢變化大。
“兩極格局”或五年內定型
《 參考消息 》：2013 年您預側， 2023 年中美兩超的兩極格局將基本定型：您是否依然堅持這樣的判斷，依據又是什麼？
閻學通：冷戰後，美國成為世界絕對主導力量，其日前的主導地位遠不如上世紀9 0年代。我在2013 年預測兩極化將在 2023 年完成。如今可以更有把握地預測多極化不可能了，兩極格局在五年內定型是非常可能的。
國際格局的判斷依據的是世界大國的實力對比及戰略關係。目前，世界第三名的國家的實力與中美已經不是一個數量等級，到2023年，絕對差距將進一步拉大。戰略關係也明顯變成了其他大國就具體問題在中美之間選邊。2018 年之後的國際格局走向仍取決於各大國的實力發展速度。我認為，對十年之後的國際形勢進行判斷是沒有科學性的，我預測最多十年。十年之內中國不可能與美國並駕齊驅。我國綜合國力增長速度已經開始下降，今後十年實力增長速度不排除繼續下降的危險。
兩極格局定型後，“西方”這個概念是否還適用於分析國際關係可能是個問題。“西方”原本是個地理概念，後來成了文化概念，冷戰時期變成了政治概念。現在的兩極化使得西方國家內部和發展中國家內部都出現了分化趨勢，政治勢力重組將可能不再以西方和非西方劃界，即不以意識形態劃界。“美日印澳”和中國與西方國家搞的戰略伙伴都不受“西方”這個政治概念約束。當西方國家不再以一個整體影響國際政治時，以“西方”作為政治概念分析國際關係就不符合客觀的國際現實了。
特朗普不確定性帶來風險
《 參考消息 》：您曾說過，隨著中國崛起，面臨的困難威脅會越來越多。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凸顯了雙邊關係競爭面。在未來，我們需要做好應時哪些風險挑戰的準備？
閻學通：從國際關係角度講，近兩年內，我國面臨的較大問題將是如何應對特朗普的不確定性。由於他基本是一人決策，政策連續性很差，不可預測性很強，因此需要防止雙邊衝突擴散到意識形態領域。冷戰是以意識形態之爭為核心的，防止意識形態之爭才能防止冷戰。中期五年內，臺灣分離主義會進一步發展，引發中美全面對抗的危險需要防範。長期十年，最大的外部風險，可能是臺灣分離主義問題。這需要建立一個有效的管控機制才能防範。
王道領導權靠樣板示範
《 參考消息 》 ：關於大國興衰，一直是國際學者研究的熱點課題。如美國學者保羅肯尼迪認為．帝國的過度擴張會導致大國衰落，您提出“崛起國的成功在於其政治領導力強於現行主導國”的觀點。中國可以從歷史中學到什麼？如何建構我們的“政治領導力”?
閻學通：我國已是綜合國力排行第二的大國，已無任何外部勢力能扭轉我國崛起趨勢。歷史上所有世界大國的衰敗都源於內因。蘇聯的解體不是西方遏制的結果，是蘇聯戰略決策失誤導致的。冷戰後日本經濟長期低迷，不是因為美國用廣場協議破壞了日本經濟，而是日本無力改革經濟體制的結果。美國在 21 世紀的相對衰落，不是中國鑽了美國自由貿易原則的空子，而是美國政府無力進行大規模社會改革的結果。同理，我國崛起成敗也取決於國內政策。
根據中國自身經驗，實現中國崛起的正確的路線就是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自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我們最成功、最核心的經驗就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這兩點要堅持，改革是決定我們變化的，開放是決定我們在正確方向上進行變革的，不開放的變化可能是倒退。改革開放中，開放是決定性的，沒有開放，這個變化可能是倒退的而不是進步的改革。
建立世界領導地位有三個基本的路徑，以武力脅迫，以利益誘惑和以樣板吸引他國接受本國領導。武力脅迫建立的是不受歡迎的領導權，以利益誘惑建立的是他國自主接受但不欣賞的領導權，以樣板吸引建立的是他國自願擁護的領導權。王道的領導權是靠樣板示範作用建立的。建立世界領導權的方法和領導權的類型是直接相關的。我們不需要爭當世界領導，而要等世界危機發生時大家請求我們當領導。
如果我國要成為一個王道型世界領導國，需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內外實踐同一價值觀，即用同一種價值觀指導我國內外政策的制訂。第二步是以王道的公平、正義、文明原則建立國際規範。這種規範有被絕大多數國家接受的可能，因這些價值觀是普世的，弱小國家歡迎這種仁義的國際規範。第三步是這種規範採取反向的懲罰性雙重標準，即對同樣違反王道規範的強國和弱國，懲罰強國的力度大於弱國；對違反規範的同質文明和不同質文明的國家，懲罰前者要重於後者。
加大開放力度贏得人心
《 參考消息 》 ：您談到開放的“決定性”意義。最近，我國出臺了一系列加快開放的新舉措。相較於特朗普政府的保護主義，這是否也是一種道義力量？
閻學通：在全球化時代，人們相信自由交往是人的天然權力，開放是保護這種權力的政策，因此是道義的，而封閉約束這種權力，也因此是不道義的。自今年 1 月開始，我國政府多次宣示要加大開放力度，這是贏得人心的策略，也是加快崛起的策略。開放使我們通過比較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和他國的先進之處，於是可借鑑他國先進經驗、改革我們的不足。只有我們開放，才能對等要求他國對我國開放。
從實力角度講，在對等開放的條件下，強者獲利大於弱者，因此強者開放的信心大於弱者。我國是崛起大國，綜合國力僅次於美國，因此我國總體開放程度和信心都應高於除美國之外的所有國家，這對我國崛起有利。從道義上講，只有我們對外開放，才有要求他國對我國開放的合法性。作為崛起國，我國利益向海外拓展需要大於其他國家，因此開放對我國來講更重要。從實力要素不可轉換性角度講，不同領域的對外開放程度要符合具體的實力。我們應在開放程度低的領域加快實力建設，儘快達到高度開放的水平。
特朗普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戰略機遇，就是進一步開放的理由。利用特朗普製造的壓力，加快和加大我國的開放政策，這必將促進國內落後行業的轉型。從高等教育講，我們向全世界教師開放，引進更多高質量的外國教師，可以加快我國建立世界一流大學的步伐。現在我們對引進外國教師的政策開放程度太低，他們甚至不能享受與中國教師同樣的醫保政策。
意識形態之爭甚於衝突
《 參考消息 》 ：您正在籌備第七屆世界和平論壇，能否向我們介紹一下論壇相關情況？當今世界，“退出主義”和對抗情緒不斷增強，有分析認為，國際社會呈現“戰國”局面在這一背景下，您如何評價對話與合作的意義？
進行國際安全對話並不能解決利益衝突的問題，但可以讓人們從思想上警覺起來，防止物質性的競爭轉化成為意識形態之爭。物質利益衝突是有調和餘地的，因為物質利益是身外之物。一旦成為意識形態之爭，則成為你死我活的鬥爭，因為對方是正確的就意味自己是錯誤的，人是很難接受自己是錯誤的判斷。意識形態之爭引發暴力衝突的可能性遠大於物質利益衝突，特別是大於經濟利益衝突。意識形態之爭是容易引發軍事衝突和冷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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