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爾有一句名言：“心中的抑鬱就像只黑狗，一有機會就咬住我不放。”丘吉爾之後，黑狗（black-dog）便成了英語世界中抑鬱症的代名詞。現代社會，憂鬱症已然成為這個世紀的隱形殺手，不知有多少人在暗夜哭泣，不敢承認自己有憂鬱症。 然而英國首屈一指的心理治療師、作家斯托爾卻寫了《丘吉爾的黑狗》這樣一本書，用正面甚至帶點欣賞的觀點。這讓那些對憂鬱症避之不及的大多數人讀來頗有些不習慣，但也這是我們向中文世界引進這本書的目的所在。 斯托爾說，憂鬱症等負面心理往往是非凡成就的一條鞭子，如丘吉爾、卡夫卡和牛頓的人生顯示的那樣，內心的鏖戰纏鬥會激發無限潛能。 對此，崔永元說過類似的話，但是更誇張：“得抑鬱症的人都是天才！” 斯托爾受弗洛伊德、榮格的精神分析影響很大，曾撰專著《弗洛伊德與精神分析》、《榮格》 表達其師承，這兩本書內地都已經有譯本。能愛，能工作，是弗洛伊德為心理健康下的定義。斯托爾的所長正在於審視為什麼有的人特別“能工作”，洶湧澎湃的工作創造力從何而來，在解開人類心理與非凡成就之間關係方面做出了貢獻。連一代科幻大師克拉克都曾在小說後記中，引用斯托爾，並遵奉他為上述領域的權威。 對於斯托爾的一生思想精華，在他2001年去世時，《每日電訊報》訃告標題概括得最為精當：一位剖析人性陰暗面，又相信從中蘊含著人類創造力的心理治療師。 以斯托爾對丘吉爾性格的解剖為例。 丘吉爾雖出身馬爾波羅公爵之家，可是父親熱衷於政治，母親喜歡社交應酬，往往好幾個月難得見上一面，他的童年是孤寂的，斯托爾認為，由於父母的冷落與疏忽，丘吉爾內在的自信資源遭到了剝奪，這造就了他一生的憂鬱性格。 可是丘吉爾日後成為二戰期間英國最傑出的領袖，折衝樽俎，愈挫愈勇，將英國從戰敗的危機中拯救起，除此之外，他還是為數不多的文豪級政治家，憑藉《英語民族史》《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獲得1953年貝爾文學獎。 是什麼讓丘吉爾做出了別人好幾輩子才能望其項背的事業，斯托爾點出了其中的玄機： 許多憂鬱症患者都拒絕讓自己休息或放鬆，因為他們身不由己。萬一外在環境迫使他們無所事事，烏雲就將壓頂而來。1915年5月離開海軍部，年方三十就賦閒，1945 年競選失敗，以及最後退休，丘吉爾都是這種情況。每當公職一空下來，為了應付憂鬱的來襲，他就得想盡辦法排遣，包括繪畫、寫作與砌磚。 更弔詭的是，丘吉爾活在自己一廂情願的自我世界裡，在內心對絕望的久久品咂，卻使他成為1940 年英國一敗塗地之際的唯一力挽狂瀾者，“換作是一個頭腦清晰的領袖，可能已經宣佈放棄了。丘吉爾卻和任何一個識時務的政治家不一樣，正因為他終其一生都在跟自己的絕望戰鬥，只有他才能夠告訴別人，絕望是可以戰勝的。能夠將悲情的現實轉化成大無畏的話語，在1940年那個風雨飄搖的夏天，支撐住我們，不至於倒下去。” 無論是丘吉爾，還是卡夫卡，牛頓，他們的一生都告訴我們：聰明的頭腦，與工作的動力是兩回事，如果內心平靜，家庭美滿，聰明的人也許會度過從容而平淡一生，很多所謂天才，因不適應外在環境導致的內在矛盾，不可抑制地投入創造，促使他們成就了豐功偉業。而所謂瘋子，是那些找不到出路，無法表現或解決內在衝突的人，精神上終於陷於病態。這就是為什麼，有時候人們說“天才與瘋子僅隔著一條線”，但此一線之隔，其實猶如天壤。 我們浸淫於一些心靈雞湯式的固有觀念太久了，比如關於所謂幸福，心理健康以及人際關係。斯托爾則往往對這些甜得發膩的迷思發出挑戰，他用《丘吉爾的黑狗》告訴我們：抑鬱其實是人類當中的智者們向內思考、迴歸內心的最有效形式之一。因為痛苦可以喚醒人的意識與創造力！他還在《孤獨：迴歸自我》一書中指出，現代社會過分強調人際關係，從而忽視以至誤解了“孤獨”所負載的“正面功能”，這對人的精神和心靈可謂一種不負責任的無辜的傷害。 《丘吉爾的黑狗》 臺灣譯本早出幾年，其觀點在知識界影響不小，在大陸因講解孟子和周易頗有知名度的臺灣大學教授傅佩榮曾在給大學生講人生意義的課堂上，推薦過這本書。臺版譯者鄧伯宸是不可多得的好譯者，譯筆信達雅，故而內地版不做重複建設，沿用了這一譯本。 唯有臺版封面上是那一幅著名的丘吉爾蹙眉肖像，而英文原版使用1920年英年早逝的意大利畫家莫迪裡阿尼的人物畫，更突出的是憂鬱症等心理陰暗面本身，二者相較，後者與主題若合符節。故此，簡體版也選用了莫迪裡阿尼散發著憂鬱氣質的另一幅人物畫，也希望藉此能夠讓讀者進一步瞭解這位生命止於三十六歲的天才畫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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