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編鐘原件全景 湖北省博物館供圖
1978年在湖北隨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曾侯乙編鐘是震驚中外的重大考古發現，無論是其宏大巍峨的“曲懸”架構、“一鍾雙音”的絕妙構造，還是豐富生動的錯金銘文，都足以稱得上是人類音樂史、科技史上的奇蹟。40年過去，其價值更加成為國際共識。
編鐘唯有曾侯乙
曾侯乙編鐘作為“編鐘之王”，是獨一無二的。它的橫空出世，讓人們看到公元前5世紀人類文化極為豐富的內涵。
曾侯乙編鐘巨大的鐘架為銅木結構，呈曲尺形，長7.48米，寬3.35米，高2.73米。65件編鐘分三層八組懸掛在鍾架上。全套編鐘總重量2567公斤，加上鍾架上的用銅，合計用銅4421.48公斤。
經考證，曾侯乙編鐘下葬的時間約為公元前433年。這意味著如此龐然大物，已經在地下埋藏了2400餘年，卻依然佇立如故，其結構設計的合理性和科學性令人歎為觀止。
編鐘上3755字的銘文更是一部成套的樂律體系，不僅標註了各鐘的發音律調階名，還清楚地表明瞭這些階名與楚、周、齊、申等各國律調的對應關係。銘文中出現了十二律及其異名達28個之多，其中大多數早已失傳，展示了迄今所知最為完整的周代樂律體系，堪稱一部專業性的樂律著作。
與編鐘同出的音樂文物，有編磬、建鼓、琴、瑟、篪、排簫、笙等，總計達125件。中國古代所謂“八音”即金、石、絲、竹、匏、土地、革、木基本齊備。這是一個相當規模的宮廷樂隊，在世界古代音樂史上實為罕見。
“曾侯乙編鐘是軸心時代音樂文化的高峰。”湖北省博物館研究館員張翔說，更為難得的是，曾侯乙編鐘將二千多年前的聲音帶到了現在。
正如著名小提琴家梅紐因所說：“希臘的樂器是全世界都承認的，可是希臘的樂器是竹木的，到現在不能保存下來，只有中國的樂器還能夠使我們聽到兩千年前的聲音。”
從編鐘出土之日起，湖北省博物館最為關注的，就是如何讓這套珍貴的樂器演奏出樂曲來，所有圍繞它的保護都是建立在對編鐘音樂功能的充分研究之上，包括為了保護它而進行的複製也一直伴隨著對中國青銅鑄造工藝的研究。
湖北省博物館館長方勤說，現在觀眾對於到博物館聽千年前的古代樂器演奏古曲早已司空見慣，可是當年用“演奏”加“科學報告”這種“動態”與“靜態”相結合的形式展示孔子時代的編鐘及其工藝，是首創。“這是博物館超級連接功能的真正體現，通過對文物內涵的充分開掘、輔以專業的工業設計，最終以藝術品的形式呈現給大眾，這也是真正意義上的讓文物活起來。”
如今湖北省博物館擁有專門的編鐘演奏廳和一支專業的編鐘樂團，以曾侯乙墓出土樂器為基礎，創造出一臺古樂器演奏會，每天吸引海內外觀眾排長隊入場觀看，平均每天演出3至4場，一年至少上千場，幾乎場場滿座。
到湖北省博物館欣賞編鐘演奏的外國觀眾每年都不少。當《歡樂頌》《友誼地久天長》《喀秋莎》等世界名曲響起時，觀眾無不驚歎。對文化藝術的共同感悟一下子拉近了外國觀眾和中華文明的距離。
“文物的藝術價值很容易引起共鳴，能夠有效增進不同國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之間相互瞭解，在促進文化交流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方勤說，40年來，成功複製的編鐘以展覽、展演等多種藝術交流形式，多次參與對外文化交流，為弘揚民族優秀文化作出了特殊貢獻。
編鐘還有“曾侯二”
2016年10月，第十屆國際音樂考古大會在武漢舉行。來自世界各地的100多位考古學家、音樂學家共同簽署《東湖宣言》稱：曾侯乙編鐘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重大發現，在人類文化史、音樂史、科技史等領域佔有重要地位，是公元前5世紀中國文明成就的集中體現，展現了人類智慧在“軸心時代”所創造的高度。
《東湖宣言》的倡議者，韓國漢陽大學教授、東亞音樂考古學會會長權五聖還表示，曾侯乙編鐘是當時人類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巔峰，它的成就屬於全人類，中國作為曾侯乙編鐘的發源地，是全球音樂家的“聖地”。
曾參與曾侯乙墓考古發掘、長期從事編鐘研究的中華世紀壇世界藝術中心研究館員馮光生說，曾侯乙編鐘代表中國古代禮樂文化的巔峰，絕非偶然出現，也非一朝一夕可以成就。
在發現曾侯乙墓之後，特別是近些年來，湖北隨州一帶又有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歷史的迷霧由此漸次撥散。
1981年7月，在距曾侯乙墓僅有百米之處，發現一座戰國古墓，定名為擂鼓墩二號墓。墓中出土了保存完好的一套36件編鐘。儘管墓主身份待解，編鐘規模也遠不及曾侯乙編鐘，但經專家鑑定，二號墓編鐘與曾侯乙編鐘為同一體系，音色、音律相通，並恰好填補曾侯乙編鐘的高音區空白，使其音域從五個8度擴展到六個8度。因此，二號墓編鐘被稱之為曾侯乙編鐘的“姊妹鍾”。業內還戲稱其為“曾侯二”編鐘。
不僅如此，近年來考古發掘又不斷有新的重大發現，讓人們認識到，從西周早期至戰國初期，曾國是一個實力強勁的諸侯國，同時也勾畫出編鐘在曾國500年的發展“簡史”——
2009年，在湖北隨州義地崗墓地文峰塔1號墓發掘出土一套編鐘，現存8件。雖有缺失，但有長銘文。據銘文推斷，墓主曾侯輿，可能是曾侯乙的祖父輩。文峰塔墓地還有一座形制獨特的“亞”字形墓，出土有“曾侯丙”的銅器。“曾侯丙”年代晚於曾侯乙，有人認為是曾侯乙的弟弟。
2010年底，隨州市淅河鎮蔣寨村農民進行農田改造時，偶然發現葉家山古墓群。經過考古發掘，已經確認這裡至少有三位曾侯埋葬於此。其中111號墓中一組保存完好的編鐘，由1件鎛鍾和4件甬鍾組成，成編出現，比曾侯乙編鐘要早500年，年代在西周早期。
2014年至2016年期間，在位於湖北省棗陽市吳店鎮東趙湖村的郭家廟墓地，考古人員發現鍾、磬、瑟、鼓等眾多樂器。郭家廟30號墓出土2組完整鍾類樂器，一組3件，一組10件。其中10件鈕鍾組成的編鐘，形制統一、大小相次、音高穩定、宮調明確，完整呈現了徵、羽、宮、商、角的“五正聲”宮調系統。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數量最多、音樂性能成熟的編鈕鍾，可謂曾侯乙編鐘的先聲，比曾侯乙要早300年左右。
從葉家山、郭家廟、義地崗到擂鼓墩，可以完整地勾勒出從西周早期直至戰國早期的500年時間序列。
考古學家、歷史學家通過這些考古發現逐漸達成共識：這500年裡，今天湖北隨州一帶有個強大的諸侯國曾國，在曾國，以編鐘為代表的禮樂文化不斷髮展，到公元前5世紀曾侯乙時達到極高成就。
鐘鳴曾隨五百年
曾侯乙墓的發現，不僅以其珍貴而豐富的文物驚豔世界，還引出一段“曾隨之謎”的歷史公案。
曾侯乙編鐘及其他出土文物上有“曾侯乙作持”等銘文，清楚地顯示了曾侯乙墓主人的身份。65件編鐘中最大也是最特殊的一件鎛鍾，上面的銘文表明，楚惠王熊章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在西陽得到曾侯乙去世的消息，特鑄鎛鍾以供曾侯乙永遠享祀。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史籍中卻鮮有曾國的記載。《左傳》《國語》等典籍，都提到漢東一帶有個隨國，稱“漢東之國隨為大”，卻從未提及有個曾國。這個曾侯乙和他的曾國從何而來呢？以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學勤為代表的一些學者根據曾侯乙銘文提出一個觀點：曾即隨國，系一國兩名。然而這一觀點仍頗多爭議。
直至近年來，隨著葉家山、郭家廟、義地崗一系列曾國古墓的考古發掘，曾、隨一國得到更多有力證據，一直困擾歷史學界的“曾隨之謎”漸漸有了共識。
特別是文峰塔1號墓出土的編鐘有長篇銘文。根據銘文，曾國是“稷”的後代，始封國君是南公適，因輔佐周文王、周武王有功，被分封到江漢地區以鎮撫淮夷。《左傳》記載了吳王伐楚攻郢、楚昭王奔隨的故事，編鐘銘文中對此也有記載，只不過銘文中“復定楚王”的就是“曾侯”。
學者們根據這些考古發現得出結論：考古發掘所見的“曾”，與史籍記載的“隨”，實為一國兩名，曾即是隨。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曾侯乙去世後，楚惠王要特製一件鎛鍾送祀，因為曾侯乙的先輩曾侯輿曾經救過楚惠王的先輩楚昭王。
“葉家山揭示了曾國始封的秘密，郭家廟表明曾國在春秋時期仍是軍事強國，義地崗與擂鼓墩揭開了曾隨之謎，展示了曾楚之間的歷史關係。”方勤說，“這些不期而遇的考古發現，讓我們得以揭開塵封的曾國秘密，與古人進行穿越千年的對話。”
在對曾國的一系列考古發掘中，音樂文物是一大亮點，也體現出中國古代禮樂文明的發展成就。
西周初年，周公在革新殷商典章制度的基礎上，“制禮作樂”，制定了具有宗教、政治、倫理多重功能的禮樂制度，明確規定了王、諸侯、卿大夫、士等階層的樂懸制度以及在不同場合應演奏的鐘樂曲目。編鐘與編磬“金”“石”相配，形成“樂懸制度”。《周禮》：“正樂懸之位：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
曾侯乙編鐘作為禮樂之器，其巍峨、完美的“曲懸”架式，與配套編磬，三面懸掛，完整、明確地呈現了周代諸侯的“軒懸”制度，並與其他青銅禮器一起交織出一幅近於現實的禮樂場景。
近年來對郭家廟鐘磬考古發掘，也發現鍾、磬、瑟、鼓等眾多樂器，其中瑟和建鼓是迄今發現最早的。復原研究發現，郭家廟編鐘的橫樑和立柱也可組成曲尺形，與編磬組合，剛好構成“軒懸”這一諸侯級的樂懸規制。
曾侯乙編鐘的“一鍾雙音”為世人所驚歎。而葉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中發現的編鐘，有側鼓音的標識符號，通過測音，5件編鐘共有10個音高，構成六聲音列，這是迄今所見西周早期出土數量最多的雙音編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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