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儒家其實是反對科舉的

秦暉:儒家其實是反對科舉的鄉舉裡選只適用於小圈子

儒家的“性善論”表現在用人方面,它講究的是“鄉舉裡選”,就是以小共同體為單位,上面挑選和下面的推薦相結合挑選人才。這個結合的標準是道德,道德的評價主體是“鄉里”,所以叫“鄉舉裡選”。

大家可以想象下,這個“鄉舉裡選”能實行嗎?如果本來就是小共同體本位的社會,當然無所謂;但是如果是一個大一統的社會,這個制度肯定會帶來很多的問題。

因為這個制度,它的評價標準是在鄉里。鄉里其實都是帶有小圈子的色彩,就是小共同體本位。你推薦上去的都是對這個鄉里有情感的人,如果在上面執政,當然免不了就會去考慮鄉土的利益。可是皇上用你,是讓你為他來幹活的,不是讓你來給老鄉幹活的。

所以,後來雖然關於“鄉舉裡選”的一套說法仍然流傳,但是實際上搞的和這個一點關係都沒有。而且不但沒有關係,還都是倒過來的。

科舉不是為了選拔善人

科舉考試是比較成熟的一種挑選官員的辦法。

上京趕考的那個考試叫作會試,產生的是進士。要取得上京趕考的資格,首先要通過省裡的考試,叫鄉試。鄉試如果通過了,你就成為舉人,就可以參加北京的會試了。

這個事兒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想過沒有,既然在省裡考試,為什麼叫鄉試?怎們不叫省試呢?叫鄉試為什麼不在鄉里考呢?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舉人是什麼意思?舉人就是下面推薦上去的人。如果你考上舉人,人家文縐縐地會說你“榮當鄉薦”、“得薦鄉書”,也就是你受到了推薦,你是薦舉上去的。

那麼薦舉上去以什麼為標準呢?是以道德為標準,比如“舉孝廉”、“舉賢良方正”,還有舉一些別的,都是說你的道德很高尚,得到鄉親們的認可。

可是科舉考試是依靠鄉里認同你的道德,就把你推薦上去的嗎?當然不是,科舉考試說穿了是以文辭取人,你的文章作得好就行,你的道德根本就是沒有辦法考察的。

尤其是到了明清時代,科舉制度逐漸以八股文作為科舉的正常文體,八股文更是沒有辦法去判斷你的道德水平的。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智力遊戲,考的是你的智力,和你的道德一點關係都沒有。

科舉只為控制聰明人

有人說科舉制度沒有用,但是它作為一個智力測驗毫無疑問是很成功的。人們經常指責說科舉制度出來的人,沒有治國的真本事,說把精力都用在做八股文上了。

為什麼精力要用在做八股文上?因為八股文真的是很難做,你不僅要用功,而且你還要有天分。有的人就是做不成這個東西,因為它對格律什麼的都很有講究。有點像填詞,平仄對仗,整個是非常難做的。

八股文做得好的人,不可能是笨的人,但是不是有道德的人,乃至於是不是有治國的真本領,對朝廷來說其實是無所謂的。

科舉制度可以做到的一點,就是幫朝廷把所有的聰明人都控制起來,套在它的那個利祿圈子裡頭。

大家都知道一個故事,唐代搞科舉的時候,唐太宗跑去視察考場。他看見那些天下最聰明的人都在裡面埋頭寫卷子,很高興地講了一句話,叫作“天下英雄入吾彀(gou)中”,就是天下的英雄都入了我的圈套了。

需要注意的是,他說的是“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並沒有說是天下的好人、天下的賢良、天下的善人“入吾彀中”。所以你可以知道,在唐太宗心目中,科舉考試根本就不是選拔善人的。

什麼叫“英雄”呢?

我們現在講的英雄,好像是帶有一種道德上的褒義。比如說雷鋒,我們說他是一個英雄。

古代漢語中的英雄,完全就是一個非道德的概念。揚雄說過 “多智為英,大膽為雄”,你聰明那就是英,那大膽你就是雄。既聰明又大膽的人是什麼樣的人呢?往往都是一些野心家。

《三國演義》中曹操和劉備煮酒論英雄,曹操說,“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他說天下英雄就是我們倆了,這是什麼意思呢?不是說我們倆是大善人,而是說我們倆既聰明又大膽,是所謂的豪傑。其實,從曹操嘴裡說的這個“英雄”,和我們現在講的帶有貶義的“梟雄”幾乎就是同義詞。

所以這個所謂的“天下英雄入吾彀中”,根本選的就不是什麼善良人或者是道德高尚的人。他就是要控制那個智力資源,講得簡單點,把聰明人給控制起來。

可是既然你是這樣的一種動機,那為什麼考上的人又叫作“舉孝廉”呢?其實很簡單,漢武帝以後,大家名義上還要講我們都是儒家,所以儒家的用語他們都保留著,但實際上做的已經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了。

所以即使科舉制度既不是薦舉制,也不是考道德,而且與鄉里都無關,但是它還是用這一套話語。

而且,這個東西也不可能以道德為標準的。因為科舉考試強調的就是一個所謂的客觀性,不但你道德不能體現出來,甚至連你的真實想法都不能體現出來。原來的科舉考試卻不是這樣的。

在隋唐的時候,考試主要的得分點是所謂的策論,就是皇上根據國家現在的情況,給你出一道題,讓你寫一篇論文,說你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比如說,現在要搞走出去,就給你出一道題,怎麼開展一帶一路;民族問題很尖銳,就給你出一道題,怎麼治理新疆等等。這些題目是真的需要你自己有思想的,而且真的也和治國是有關的。

可是後來發現不行,因為像這樣的題目是不可能有標準答案的。一旦沒有標準答案,他的評價就往往是由那個主考的人的傾向來決定。

比如主考的人是一個左派,那他就很可能把左派觀點的人都錄取了,就不錄取右派的;如果這個人是個右派,他就很可能就把右派觀點的試卷都錄取了。

這樣一來就會形成皇上最忌諱的一件事:拉幫結派。同樣觀點的人就容易形成一些派別,而皇上是最不希望這樣的。皇上希望全國的人只認他不認別人,當然就不希望有那種偏向在裡頭。

想要沒有偏向在裡頭怎麼辦?就只好儘量迴避這個思想。所以越到後來,出的題目就越沒有意思,但是格式搞得越來越難,完全是在玩弄小聰明上下功夫。他也不需要你有什麼思想,因為在太平盛世當縣官,也不太需要多大的學問。

但是有一點,聰明的人都被朝廷控制起來了,想要造反的都剩下一些傻瓜了,就比較好對付了。他們當時就是這麼想的。

一代代大儒都反對科舉

科舉制度,可以說和“性善論”、教化論以及“鄉舉裡選”一點關係都沒有,但是這些話還是要這樣講。所以你要說中國之後的事情受到儒家的影響,的確會影響很深。但是實際上做的事兒,和儒家基本上是沒有什麼關係的,至少科舉制度就和儒家沒有什麼關係。

這造成了另外一個現象,說起來也很有意思,就是儒家是在獨尊儒術的背景下搞的,所以科舉考試的取材範圍、命題範圍也越來越窄。到了明清以後,乾脆就以朱熹的《四書章句》作為題庫和標準答案,所有的答卷都不能違背朱熹的這個說法。

這樣的東西應該是很符合儒家了吧?

可是從科舉代替察舉制開始,一代一代的大儒都對科舉制度非常反感,認為這個制度是葬送我們儒家的。

按照他們的說法,科舉制度,第一,這麼一搞,鄉里的那些親情倫理都沒有了。第二,這個做法完全不講道德,你根本看不出來這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只要玩玩小聰明就行。第三,這種辦法培養出來的人是沒有任何理想的,就是為了拿這個東西做敲門磚來謀取一官半職的。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們儒家的道統、我們儒家的道德理想怎麼才能實現呢?

所以,一代一代的儒家都講,科舉制度要不得,科舉制度以前的察舉、九品中正,當然最好的就是鄉舉裡選,這個東西要恢復。

尤其有意思的是,朱熹的《四書章句》後來都成了科舉的標準的題庫和答案了,但恰恰是他罵科舉罵得很厲害,說科舉搞得越來越不像話。他說哪怕鄉舉裡選不能恢復,就是九品中正都比這種做法要好。

而且他還說,我們宋朝之所以不成氣候,就是因為我們搞的不是儒家,而是搞用功名利祿來引誘人的這種東西。

朱熹是南宋人,他說你還要想北伐中原,除非你幾十年不科舉才有這個可能,你如果搞科舉,肯定是沒有出息的。

這就是晚清之所以中國在任何改革都還沒有進行,連辮子都還沒有剪掉的情況下,首先就把科舉給廢掉了的原因。

現在很多人說,晚清的人太激進了,接受西學接受得太多了。我卻認為,科舉制成為最早被廢的一種制度,很重要的一點恰恰就是因為在我國的傳統中,呼籲廢科舉的呼聲一直就沒有斷過。這種聲音用不著學來,中國本來就有很強烈的這種呼聲。

文本整理自 秦暉 教授在騰訊文化大家講堂的演講《鄉選科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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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也可以反過來讀。

儒家思想很崇高。

但是無法適應大一統的政治結構。

必須在政治上有實際可行的解決方案 ——

1. 法家,或者說實踐政治,來構建操作系統。

2. 儒家,或者說理想政治,來充當運行軟件。

二者從未相融,只是合作無間。

還記得以前我們發過的那篇文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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