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社會雖然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政府主導、各方參與、長期堅持的普法活動,但歷朝歷代非常重視通過當時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戲劇、詩歌、小說、兒童讀物等形式進行法律文化的普及,使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飛入尋常百姓家”,以穩定社會秩序。
今日所言兒童讀物,過去稱之為“蒙學”課本。蒙學,是對我國傳統幼兒啟蒙教育的一個統稱。與小學、大學並列,是我國傳統教育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古代,兒童“開蒙”,接受教育的年齡一般在四歲左右,蒙學教育的基本目標是培養兒童認字和書寫的能力,養成良好的日常生活習慣,能夠具備基本的道德倫理規範;並且掌握一些中國基本文化的常識及日常生活的常識。
在所有的蒙學書中,最流行的便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俗稱“三、百、千”。明代著名理學家呂坤說:“初入社學八歲以下者,先讀《三字經》以習見聞,讀《百家姓》以便日用,讀《千字文》以明義理。”在民國時期,“三、百、千”發行量驚人,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說:“中國現在銷行最多的書是什麼?就我所觀察還是《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近代尚且如此,古代對此類蒙學讀物的重視則肯定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學術界對古代蒙學讀物與法律思想關係方面的研究是不夠的,我在《中國知網》檢索下來,只有馬克敏先生《解讀〈三字經〉所蘊含的法律思想》一篇(載於《社科縱橫》2011年總第26卷)。因此,本文對《三字經》中的法律文化現象再略加評述。
性善論基礎上的德治論
大體而言,西方法治理論的邏輯起點是對人性和權力的不信任開始的,這與基督教的“原罪”“拯救”一套教義息息相關。中國古代與西方不同,大體是在對人性和權力信任的基礎上堅持“禮治”和“德治”,或曰“德主刑輔”。這和儒家的性善論密不可分。
先秦儒家對人性為惡、為善,是有爭議的,孔子對此沒明說,孟子方明言人性為善,但荀子主張人性為惡。後世性善論似乎佔據主流地位,而對性善論傳播貢獻最大的,當屬《三字經》。它開章明義就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三字經》作者(相傳是宋元之際寧波大學者王應麟)在這裡實際上是綜合了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論思想,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惡,但荀子在性惡後面馬上來了一句“其善者偽也”,就是說,雖然人性起初為惡,但經過禮義教化等後天的人為努力,是可以由惡變善的。
既然認為人性本善,那就必然主張治理國家當以“德治”為本。“德治”的核心是實行教化,所以,《三字經》大量內容用來宣傳重教和重學。關於教化,《三字經》突出家庭和老師的責任:家庭教育方面成功的例子是“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老師成功培養優秀弟子的例子,《三字經》未舉。但最後強調了“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
在強調學習的重要性方面,《三字經》主要講了三點:一是指出人不學習,就無法成為人:“子不學,非所宜。幼不學,老何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二是學習要刻苦耐勞,雖窮猶不忘學、雖老猶不忘學,《三字經》舉例來說:“昔仲尼,師項橐,古聖賢,尚勤學。趙中令,讀《魯論》,彼既仕,學且勤。披蒲編,削竹簡。彼無書,且知勉。頭懸樑,錐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螢,如映雪,家雖貧,學不輟。如負薪,如掛角,身雖勞,猶苦卓。蘇老泉,二十七,始發憤,讀書籍。彼既老,猶悔遲。爾小生,宜早思。”三是讀書的順序是先讀“經”、次讀“子”、再讀“史”:“經既明,方讀子”,“經子通,讀諸史,考世系,知終始。”不知何故,《三字經》沒提“集”,是否“子”“集”難以截然分開?
“三綱五常”是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念
西方社會需要處理的最基本的關係是人與神(上帝)的關係,中國古代則是人與人的關係,所以不少學者徑稱中國傳統文化為“倫理”“人倫”文化。“三綱五常”是中國古代的核心價值觀念,也是中國古代立法和司法的指導思想。正如《唐律疏議》開宗明義所言:“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
《三字經》重點論述了“三綱五常”,它說:“三綱者,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曰仁義,禮智信,此五常,不容紊。”《三字經》按照“三綱五常”的觀念敘述歷史的演進,對不符合君臣大義的歷史更替皆用“篡”“爭”等字眼,如:“至孝平,王莽篡”,“魏蜀吳,爭漢鼎”。
學者一般認為“三綱”強調卑幼服從尊長,“五常”則強調在此基礎上相互仁愛。所以,《三字經》說:“父子恩,夫婦從。兄則友,弟則恭。長幼序,友與朋。君則敬,臣則忠。此十義,人所同。”它還舉例說,“為人子,方少時,親師友,習禮儀。香九齡,能溫席。孝於親,所當執。融四歲,能讓梨。弟於長,宜先知。首孝弟,次見聞,知某數,識某文。”
家庭以父子縱向關係為主軸
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深刻地指出,西方家庭自古以來以夫妻橫向關係為核心,而中國古代以父子縱向關係為核心,因此,前者容易強調愛情、平等,後者容易重視傳宗接代義務和尊卑。《三字經》要兒童記住的就是按照傳宗接代要求而來的“九族”關係:“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孫。自子孫,至玄曾,乃九族,人之倫。”這樣,“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觀念就容易樹立了。
學而優則仕的文人理念
余英時先生曾經指出,西方知識分子的理念和中國傳統士大夫不同,前者強調獨立、批判,後者強調批評性地參與和建設。
因此,中國幾千年之所以文明薪火相傳不盡,就在於知識分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以積極的角色促進社會發展。這與孔夫子提倡的“學而優則仕”理念不可分割。《三字經》強調了這一點:“幼而學,壯而行,上致君,下澤民。揚名聲,顯父母,光於前,裕於後。”它體現了古代士大夫“知行合一”“學以致用”的特色。
《三字經》比較可貴的是,它在闡述三綱五常時,沒有把君臣父子夫妻等倫理關係單向地絕對化,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在闡述人人都要學習時,沒有歧視女性,因為它列舉了“瑩八歲,能詠詩。泌七歲,能賦棋”“蔡文姬,能辨琴。謝道韞,能詠呤”等女性例子,衝出了“唯女子和小人難養也”的藩籬。（郝鐵川 上海文史館館長）
閱讀更多 肅寧普法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