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汉末年各路枭雄并起，中国经历了动荡不安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历时三百多年之久。虽然这三百多年比之中华历史十分之一还不到，但所上演的五花八门剧目却足以抵过数千年岁月呈现的景致，尤以两晋时期的内乱最叫人匪夷所思。
两晋是一个充满外戚、宦官、后宫乱政的时代，是一个内乱频出、阴谋四起的时代，例如西晋八王之乱，其前因后果能最恰当地将这个混乱时代的弊端展现给世人。
“八王之乱”所指的八王，是晋室的八个宗亲：包括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囧、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八王作乱的原因，其实就是普通的王室为了争权夺利而引发，不过这其中牵涉的不仅仅是宗亲，还有后宫与外戚之争。
从源头追溯“八王之乱”的因由，就必须要说到皇后贾南风和外戚杨骏二人。
晋武帝重病之时下诏，依托汝南王司马亮及皇后杨芷的父亲杨骏共同辅政即位的晋惠帝。但是杨骏却排挤司马亮，单独辅佐接近于白痴的晋惠帝，一统大权。惠帝的皇后贾南风是个野心极重的女人，想要控制自己的愚蠢丈夫，借此把持朝政，于是杨骏就成了贾南风最大的敌人。
杨骏辅政时期，凡有诏令，晋惠帝必然交给杨骏过目，再下发执行。为了防止贾南风碍自己权，杨骏任命了自己的亲信掌管禁军，此举引起皇亲国戚及某些大臣的不满。贾南风立刻借此机会说动了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玮，请二人带兵入京，讨伐杨骏。杨骏素来畏惧楚王司马玮，一时间未敢动手，贾南风却借此制造杨骏谋反的舆论。杨骏见状不妙，本想逃跑，没想到被司马玮所杀。
杨骏被杀后，朝政大权由司马亮与卫瓘共同执掌，很显然，贾南风并未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于是竟然串通司马玮杀了司马亮及卫瓘。司马玮以为除掉了对手，就能和贾南风联手控制朝政，却不知道“卸磨杀驴”的道理，贾南风很快便将矛头指向了司马玮，令人拟定一份司马玮手笔的假诏书给司马玮的下属将领，使得将领们纷纷放下武器归顺皇室。司马玮没了军事实力可依仗，只得乖乖就擒。
贾南风执政后，于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年）废了太子遹，第二年将其赐死，由于皇室缺少了正统继承人，八王其他诸王为了争夺中央政权，不断进行内战。先是统领禁军的赵王司马伦联合齐王司马囧起兵杀了贾南风。永宁元年（301年），赵王伦废惠帝自立，帝位没有坐稳，洛阳城中的禁军将领王舆就造反，将惠帝又推上台，并且杀了司马伦。隔年，河间王司马颙又从关中起兵讨司马囧，但被洛阳城中的长沙王司马乂抢先一步杀了司马囧，夺得政权。
太安二年（303年），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再次合兵讨长沙王司马乂，屡次被司马乂所败。次年正月，二王联合东海王司马越与部分禁军，终于除掉了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担任丞相，左右朝政，此举招来了司马越的不满，司马越便从洛阳将晋惠帝挟持而走，攻往北方邺城。司马颖见状不妙，立刻出兵击败了司马越。与此同时，河间王司马颙派张方率军占领洛阳，与并州刺史司马腾（司马越弟）和幽州刺史王浚联兵攻破邺城，打算抢回晋惠帝。司马颖只好带着晋惠帝去长安躲避。东海王司马越不甘失败，东山再起，不但击败了河间王司马颙，还杀了司马颖，将晋惠帝又迎回洛阳。朝政大权终于还是落在了司马越的手中，八王之乱也算是告终了。
“八王之乱”整整持续了16年，战争令天下打乱，流民四起，经济崩溃，晋室力量衰微，此役给了“五胡乱华”最佳的机会。
统观八王征战的全过程，就像同宗血脉互相杀害的一场残酷游戏，令人胆战心寒。而内乱之所以发生，则有两点原因：第一个原因便是晋室未能出现一个真正具有魄力、才能、贤明且长命的君主。看中国各朝各代，凡符合这四个条件的君王，大多都创造出了太平盛世，平定内外不安定因素，而晋朝却不具备这个优势，所以帝王不贤能，也无法任用贤能，只会被小人左右。第二个原因是中央集权制度不完善所致。晋朝的皇权、相权、地方长官权、外戚权等各种权力并不明晰，所以给了各方势力任意干涉朝政的便利条件，晋朝的皇帝因而总是容易被人控制。
古人犯错，今人以之为鉴，可以明自身得失。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在考虑如何收归中央集权时，未尝不是借鉴了历史上诸多因为权力分配不均、帝王品行不端而发生的事件。而“八王之乱”作为一个历史教训，至今为人们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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