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陳毅
陳毅元帥上馬指揮三軍，下馬對弈放歌，集文韜武略於一身。在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終保持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心胸開闊，包容大度，對黨、對人民、對革命事業忠心耿耿。本文僅從他參加中共七大前後的經歷中，就可窺見其不凡的一生。
“黃花塘事件”起風波
1942年12月25日，新四軍為粉碎日軍的“掃蕩”，軍部由鹽城停翅港遷往盱眙，次年元月10日抵達黃花塘，中共中央華中局同時也遷到此地。代軍長陳毅、代政委饒漱石、副軍長張雲逸、參謀長賴傳珠均到此工作，這裡成為新四軍軍部和華中抗日的指揮中心。
1943年新四軍黨內整風發生的“黃花塘事件”，是黨史上一樁不太起眼的插曲，對當事人陳毅來說，用火中涅槃的黨性鍛鍊來形容，實不為過；對調解者毛澤東來說，則是一次勸人察人的成功範例。
1943年6月新四軍整風審幹時，陳毅與饒漱石，一個是新四軍代軍長兼軍分會主席，一個是華中局代書記、新四軍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兩位主官，一個領軍，一個管黨。陳毅豪放灑脫，不拘小節，坦誠大度。饒漱石嚴肅嚴厲，好從大的政治原則上看事情，讓人畏懼。若心無間隙，這樣的配備可以互補，還算理想格局。但由於個性差異，工作分歧，兩人關係越來越緊張。同年10月下旬，饒漱石在安徽盱眙（今屬江蘇）黃花塘主持整風會議，公開點名批判陳毅，頭一條錯誤就是反對毛澤東，其根據是陳毅1929年主持紅四軍七大選掉了毛澤東的前委書記，並取而代之。結果，除了粟裕、黃克誠等少數人外，一些不明真相的幹部都表態支持饒漱石的發言，紛紛起來批判陳毅。
事後，饒漱石給毛澤東、劉少奇發去一份長達1500字的電報，列出陳毅反對黨中央、毛澤東的“十大錯誤”，電報結尾明確要求中央“速決定物色才德兼全的軍事政治負責幹部來幫助我們”。新四軍有的領導幹部也聯名致電中央，指明陳毅的錯誤。在整風審幹的背景下，不少人以為陳毅犯了大錯誤，不敢同他來往，連平時的棋友也不上門了。11月7日，陳毅致電黨中央，簡單陳述事件經過，並提出去延安學習的要求。新四軍兩位主官生出矛盾，勢必影響華中抗戰大局，只能先調走一個。
毛澤東電令陳毅參加“七大”
毛澤東接到電報後，當日就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調陳毅來延安參加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張雲逸代理軍長。11月8日，毛澤東回電陳毅和饒漱石，讓陳毅赴延安參加黨的七大，以便“明瞭黨的新作風及應該重新估計的許多黨內歷史上重大問題”，並明確陳毅來延安期間，暫由副軍長張雲逸代理新四軍軍長。
陳毅是帶著諸般委屈上路的。他在留別詩中說：“知我二三子，情深更何言。去去莫複道，松柏耐歲寒。”理解自己的人也就兩三個，陳毅心理包袱之重，可想而知。以殘菊傲霜、松柏耐寒自喻，已經是很剋制的了。當然，他期盼到延安後可以向毛澤東澄清一些事情。
1943年11月25日，陳毅由淮南黃花塘軍部輕裝簡從啟程，夜行曉宿，先後渡過了洪澤湖、微山湖，走過沛縣、豐縣、曹縣、安陽，越過了平漢鐵路，沿清漳河北行，一路上長途跋涉，穿越了敵人的層層封鎖線，於1944年1月初，風塵僕僕地到達太行山腹地的涉縣。
在延安的毛澤東一直關心陳毅的行程，12月25日，他給駐紮在太行山區的129師政委鄧小平去電，囑咐說：“陳毅同志到時，請告他可在沿途略作休息，以免過勞，大會要在四月後開。”此時的陳毅已經渡過黃河故道，進入太行山區。雄偉的太行山，千峰聳立，萬壑縱橫。在此期間，陳毅思考了許多問題，並於1月25日甲申年春節，有幸領略了太行山軍民節日的盛況。
在蜿蜒曲折的清漳河畔，他到赤岸村走訪了第129師司令部，到石門祭掃了左權將軍墓，到麻田村拜訪了八路軍前方總部。這時彭德懷、劉伯承已奉命赴延安。他與第129師政治委員兼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書記鄧小平欣喜相會。兩位老戰友久別重逢，見面後格外興奮，陳毅忘記旅途勞累，情不自禁地與鄧小平暢談起來。他們從新四軍在南方開展游擊戰爭的艱苦歷程，談到八路軍在太行山浴血奮戰的英勇鬥爭;從全黨開展整風運動，談到統一思想認識，增強黨內團結的重要性……在熱情的交談中，兩人相互勉勵，進一步增強了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堅定信心。
陳毅在涉縣停留了十幾天，其間，見到了一些老戰友，心情也逐漸舒暢，一路上作了不少詩詞。他遠眺“太行山似海，波瀾壯天地”的巍峨群山，仰望“迎面仙人峰，側觀似飛騎”的壯麗險峰，揮毫疾書，滿懷激情地寫下了《過太行山書懷》古體詩一首，縱論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後戰場的發展局面和抗日根據地政治、經濟、文化等巨大成就。此後，便啟程繼續西行。
放下委屈，做自我批評
1944年3月中旬，毛澤東約談陳毅，問了些他與饒漱石關係的情況，同時指出陳毅的若干毛病，希望他能作自我批評。於是，陳毅向饒漱石和華中局發了一份包含有自我批評內容的電報，其中說，自己在“某些認識和處理方式上常有不正確的地方”。毛澤東也隨即致電饒漱石並轉華中局和新四軍軍分會，表示“陳、饒二同志間的爭論問題，僅屬於工作關係性質”；陳毅在紅四軍七大前後同毛澤東的爭論，“並非總路線的爭論，而且早已正確地解決了”。
本來以為事情就此畫上句號，但饒漱石那邊有了情緒。3月下旬，他以個人名義給毛澤東回電，表示“陳與我的爭論，既非屬於重大路線，也非簡單屬於工作關係性質……”顯然，饒漱石覺得毛澤東對陳毅問題的定性太輕。饒漱石倒也光明正大，同時也給陳毅發了封類似意思的電報。
陳毅看到饒回覆他的電文，非常生氣。毛澤東於4月9日回信開導陳毅：“作一個政治家，必須練習忍耐。”此後，陳毅按毛澤東的要求，將諸般委屈放下，投入到延安的整風學習中。1954年，“黃花塘事件”才真相大白，饒漱石在檢討中承認，他1943年製造所謂陳毅反對毛澤東等“罪名”，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幹部批鬥、擠走了陳毅。
再返太行，鼓舞士氣
七大結束後，陳毅和新四軍政治部主任張鼎丞從延安乘飛機返至太行。飛機在黎城長寧機場降落後，他們談笑風生地走下飛機，擇路東行30餘里，來到涉縣清漳河畔，很快到了赤岸村。劉、鄧首長在延安未歸，第129師參謀長兼太行軍區司令員李達和中共太行區委書記兼太行軍區政治委員李雪峰等熱情地接待了他們，將他們安頓在赤岸村後一座五間新瓦房內住下。
盛夏七月，驕陽似火。一天，陳毅身穿著白色襯衣從村後走來，正好與去黨校學習的師訓練科參謀戴光相遇。戴光立即上前向陳軍長敬禮。陳毅連忙說：“不穿軍裝敬啥子軍禮呀！以後見了面點個頭或笑一下就行了嘛！”戴光聽了心裡暖乎乎的，他平生第一次感受到陳軍長的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內心很為欽佩。從此，一碰到陳毅沒穿軍裝時，他總是先點頭或笑笑，隨之親熱地說：“陳軍長好！”等首長過去後他才走。陳毅也總是會意地點頭，爽朗地笑笑說：“你這個小鬼，可真有意思呀！”
在此期間，陳毅同張鼎丞向學校學員作了報告。他充滿信心地鼓勵大家說：“我們一方面要緊密團結在黨的領導下，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努力去奪取抗戰的最後勝利;另一方面要堅決反對國民黨發動內戰，為建設和平民主的新中國而努力奮鬥。”學員們聽後深受鼓舞，一個個高興地拍手稱道，全場掌聲經久不息。
一個月後，陳毅懷著對太行山區的深深留戀之情，與當地軍民依依惜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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