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陈毅
陈毅元帅上马指挥三军，下马对弈放歌，集文韬武略于一身。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心胸开阔，包容大度，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本文仅从他参加中共七大前后的经历中，就可窥见其不凡的一生。
“黄花塘事件”起风波
1942年12月25日，新四军为粉碎日军的“扫荡”，军部由盐城停翅港迁往盱眙，次年元月10日抵达黄花塘，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也迁到此地。代军长陈毅、代政委饶漱石、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均到此工作，这里成为新四军军部和华中抗日的指挥中心。
1943年新四军党内整风发生的“黄花塘事件”，是党史上一桩不太起眼的插曲，对当事人陈毅来说，用火中涅槃的党性锻炼来形容，实不为过；对调解者毛泽东来说，则是一次劝人察人的成功范例。
1943年6月新四军整风审干时，陈毅与饶漱石，一个是新四军代军长兼军分会主席，一个是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两位主官，一个领军，一个管党。陈毅豪放洒脱，不拘小节，坦诚大度。饶漱石严肃严厉，好从大的政治原则上看事情，让人畏惧。若心无间隙，这样的配备可以互补，还算理想格局。但由于个性差异，工作分歧，两人关系越来越紧张。同年10月下旬，饶漱石在安徽盱眙（今属江苏）黄花塘主持整风会议，公开点名批判陈毅，头一条错误就是反对毛泽东，其根据是陈毅1929年主持红四军七大选掉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并取而代之。结果，除了粟裕、黄克诚等少数人外，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都表态支持饶漱石的发言，纷纷起来批判陈毅。
事后，饶漱石给毛泽东、刘少奇发去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列出陈毅反对党中央、毛泽东的“十大错误”，电报结尾明确要求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新四军有的领导干部也联名致电中央，指明陈毅的错误。在整风审干的背景下，不少人以为陈毅犯了大错误，不敢同他来往，连平时的棋友也不上门了。11月7日，陈毅致电党中央，简单陈述事件经过，并提出去延安学习的要求。新四军两位主官生出矛盾，势必影响华中抗战大局，只能先调走一个。
毛泽东电令陈毅参加“七大”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当日就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调陈毅来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张云逸代理军长。11月8日，毛泽东回电陈毅和饶漱石，让陈毅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以便“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该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并明确陈毅来延安期间，暂由副军长张云逸代理新四军军长。
陈毅是带着诸般委屈上路的。他在留别诗中说：“知我二三子，情深更何言。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理解自己的人也就两三个，陈毅心理包袱之重，可想而知。以残菊傲霜、松柏耐寒自喻，已经是很克制的了。当然，他期盼到延安后可以向毛泽东澄清一些事情。
1943年11月25日，陈毅由淮南黄花塘军部轻装简从启程，夜行晓宿，先后渡过了洪泽湖、微山湖，走过沛县、丰县、曹县、安阳，越过了平汉铁路，沿清漳河北行，一路上长途跋涉，穿越了敌人的层层封锁线，于1944年1月初，风尘仆仆地到达太行山腹地的涉县。
在延安的毛泽东一直关心陈毅的行程，12月25日，他给驻扎在太行山区的129师政委邓小平去电，嘱咐说：“陈毅同志到时，请告他可在沿途略作休息，以免过劳，大会要在四月后开。”此时的陈毅已经渡过黄河故道，进入太行山区。雄伟的太行山，千峰耸立，万壑纵横。在此期间，陈毅思考了许多问题，并于1月25日甲申年春节，有幸领略了太行山军民节日的盛况。
在蜿蜒曲折的清漳河畔，他到赤岸村走访了第129师司令部，到石门祭扫了左权将军墓，到麻田村拜访了八路军前方总部。这时彭德怀、刘伯承已奉命赴延安。他与第129师政治委员兼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欣喜相会。两位老战友久别重逢，见面后格外兴奋，陈毅忘记旅途劳累，情不自禁地与邓小平畅谈起来。他们从新四军在南方开展游击战争的艰苦历程，谈到八路军在太行山浴血奋战的英勇斗争;从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谈到统一思想认识，增强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在热情的交谈中，两人相互勉励，进一步增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坚定信心。
陈毅在涉县停留了十几天，其间，见到了一些老战友，心情也逐渐舒畅，一路上作了不少诗词。他远眺“太行山似海，波澜壮天地”的巍峨群山，仰望“迎面仙人峰，侧观似飞骑”的壮丽险峰，挥毫疾书，满怀激情地写下了《过太行山书怀》古体诗一首，纵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的发展局面和抗日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巨大成就。此后，便启程继续西行。
放下委屈，做自我批评
1944年3月中旬，毛泽东约谈陈毅，问了些他与饶漱石关系的情况，同时指出陈毅的若干毛病，希望他能作自我批评。于是，陈毅向饶漱石和华中局发了一份包含有自我批评内容的电报，其中说，自己在“某些认识和处理方式上常有不正确的地方”。毛泽东也随即致电饶漱石并转华中局和新四军军分会，表示“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陈毅在红四军七大前后同毛泽东的争论，“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
本来以为事情就此画上句号，但饶漱石那边有了情绪。3月下旬，他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回电，表示“陈与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显然，饶漱石觉得毛泽东对陈毅问题的定性太轻。饶漱石倒也光明正大，同时也给陈毅发了封类似意思的电报。
陈毅看到饶回复他的电文，非常生气。毛泽东于4月9日回信开导陈毅：“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此后，陈毅按毛泽东的要求，将诸般委屈放下，投入到延安的整风学习中。1954年，“黄花塘事件”才真相大白，饶漱石在检讨中承认，他1943年制造所谓陈毅反对毛泽东等“罪名”，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挤走了陈毅。
再返太行，鼓舞士气
七大结束后，陈毅和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张鼎丞从延安乘飞机返至太行。飞机在黎城长宁机场降落后，他们谈笑风生地走下飞机，择路东行30余里，来到涉县清漳河畔，很快到了赤岸村。刘、邓首长在延安未归，第129师参谋长兼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和中共太行区委书记兼太行军区政治委员李雪峰等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将他们安顿在赤岸村后一座五间新瓦房内住下。
盛夏七月，骄阳似火。一天，陈毅身穿着白色衬衣从村后走来，正好与去党校学习的师训练科参谋戴光相遇。戴光立即上前向陈军长敬礼。陈毅连忙说：“不穿军装敬啥子军礼呀！以后见了面点个头或笑一下就行了嘛！”戴光听了心里暖乎乎的，他平生第一次感受到陈军长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内心很为钦佩。从此，一碰到陈毅没穿军装时，他总是先点头或笑笑，随之亲热地说：“陈军长好！”等首长过去后他才走。陈毅也总是会意地点头，爽朗地笑笑说：“你这个小鬼，可真有意思呀！”
在此期间，陈毅同张鼎丞向学校学员作了报告。他充满信心地鼓励大家说：“我们一方面要紧密团结在党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努力去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另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为建设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学员们听后深受鼓舞，一个个高兴地拍手称道，全场掌声经久不息。
一个月后，陈毅怀着对太行山区的深深留恋之情，与当地军民依依惜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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